申鄭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于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

　　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

　　創條發例，巨制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后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

　　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后，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后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后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后，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

　　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于遷、固遠矣。

　　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前后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為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并稱于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楊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癸巳在杭州，聞戴征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后學者，頗有皆謷。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后》者，問于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為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于元、明而上，區為正史一門矣。

　　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為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眾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于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誤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面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后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厚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跡，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

　　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后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于專門著作之倫乎？

　　《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面對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為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為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楊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

　　然而守先待后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于《春秋》，《世本》、《國策》之于《史記》，其義猶是耳。

　　唐后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于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罵，指目牽引為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龁決毀裂，至于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道不明而爭于器，實不足而竟于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征不信，慨于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為瑣瑣焉，毋乃悖于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于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于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于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圣人之籍，不能于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為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征粵若稽古之文，托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圣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征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于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

　　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為雷霆山岳，其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