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轉身-80年代改革

　　第一章轉折點

　　文革結束后轉折點應該在79年，雖然文革結束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基本沒有好轉，工資基本在30-80元左右，年輕人結婚購買家具都要憑票，大約在500-1000元左右，但是如果購買木頭找木匠打得話，連工錢，一套大衣櫥，五斗櫥，床，床頭柜大約在300-400元，隨著解放初出生的人結婚年年增多，家具越來越貴，式樣也越來越新潮。

　　80年代新生代終于來到這個世界上，這些孩子睜開眼，就受到上面兩代人的百般呵護，那時奶粉還是憑票購買，不夠，就要托人，或者買奶糕。

　　文革中形成的一個特殊階層，知青對自己被耽誤的時間懊悔不已，很多人一邊拼命上各種學校補課，對自己孩子則是恨不得按照神童來培養，這些人把全部心血和希望都花在下一代人身上，以致80年代這代人一出生就背上了不好的名聲，所謂“蜜罐里長大的一代”或“小皇帝”。當然和80年代出生的“小皇帝”比，現在出生的孩子也才能算是真正的小皇帝，他們現在生下來喝的是新西蘭的奶粉，用的是尿不濕。

　　市場上開始出現一些洗衣機，黑白電視機，電視機視頻越來越大，最后有20寸以上的，當時人們看起電視來感覺就像坐在電影院看黑白電影一樣，雖然影像還布滿了雪花點，也不是那么清楚。最多也只有八個頻道，但是由于方便和信息及時，電視受到無數個家庭的青睞。上海金星電視機廠開發了一種14英寸彩色電視機，機芯采用的是日本機芯，但是艷麗的色彩還是吸引了無數的人，家家戶戶都在做夢有一天在家中能看到真正的彩色電視機，于是一些精明的廠家生產七彩塑料薄膜，這玩意貼在電視機屏上可以產生某種彩色電視機的感覺。對待電視機屏幕太小，聰明的廠家也會想出辦法，市場上出現了一種視頻放大鏡，這種放大鏡放在九英寸電視機前，可以將視頻圖像放大到14英寸，但是卻影響了圖像的清晰度，于是很快人們放棄了這種“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的東西。

　　然而電視臺的內容越來越豐富，電視上開始出現了一些丑陋的廣告，比如有些看起來又笨又傻的機床。廣告遠不是今天那樣鋪天蓋地，人們開始從電視開始了解香港歌星，但是最多的還是鄧麗君，人們喜歡聽她的歌，有些商家公開在商店播放她的歌曲。

　　錄音機還是普通百姓熱衷追求的目標之一，雖然上海紅燈收音機還是許多新婚家庭必買的用品之一，但是有些時髦的家庭假如托人從香港帶來一臺磚頭似的錄音機，那還是讓人羨慕不已。

　　那時誰家要有港澳關系，或有個在港澳八棍子打不著的關系都會讓周圍的人唏噓，人們一反文革中害怕海外關系的心態，這在文學刊物上也有了反映，一篇短篇小說說道：某地一個半癡呆的窮漢在窮困潦倒之時，突然吉星高照，三十年前隨老蔣離開的父親回來找自己的親生兒子，立馬當地政府出面給這孩子安置，臨走父子抱頭痛哭，老子給了兒子20000美元一張存折，數年后，兒子離開了大陸……。

　　中國現代化的產品在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現在聞名于世的青島海爾，合肥美菱，廣東格力幾乎都是那個時代，幾乎在同一時間出世，在激烈的競爭中，許多當時老百姓要費勁力氣才買到的洗衣機，電冰箱在過了多少年后，人們連名字都想不起來了。

　　但是中國人迷信的還是日本的三洋電視機，東芝電冰箱，這些日本貨價格昂貴，品質可靠，經久耐用，成了品質的象征。

　　一個到科威特打工的工程師將兩年掙得兩萬美元都買了東芝電視機和冰箱帶來回來，堆得家中滿滿的。

　　可是該死的日本人又發明了攝像機，中國人連錄像機還沒有舍得買，只好眼盯著那些機關炮式的攝像機流口水。

　　第二章早期的明星

　　現在活躍于影視和舞臺的那些出名的歌星，影星要么還未出世，要么還在吃奶，趙本山也只是在東北才稍有名氣，章子怡剛剛牙牙學語。

　　1983年，央視舉辦了首屆春節聯歡晚會，從那以后，一年年下來，培養了一大批明星，早期的陳佩斯、朱時茂，宋丹丹，毛阿敏，姜昆，侯躍文由央視推出，很快紅遍全國。這些節目也成了央視的經典保留節目。

　　人們開始在餐桌上擺上“可口可樂”，習慣在酒桌邊，邊看電視邊吃年夜飯。雖然面對的僅是一部很小的黑白電視機，但是也要看到深夜，一直到節目結束，這和當前人們對央視春晚節目嚴重不滿完全不同。那時的節目符合大眾的心理，能引起老百姓的共鳴。費翔的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讓老百姓看到了港澳明星如何表演的。

　　舞廳出現了，年輕人學會了西方的街舞，年輕人到舞廳，日本人發明的卡拉OK使得沒學過聲樂的人唱歌也仿如歌星一樣，一時出現了一大批能將《烏蘇里船歌》唱的和歌星一樣美妙的民間歌手。

　　崔健的走紅出現在80年代中期。1986年的5月9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崔健穿著一件大長褂子，背著一把吉他，兩褲腳一高一低地跑到了簡陋的舞臺上，吼出了他那首中國搖滾作品的開山之作——《一無所有》，確實，那時的中國人真正一無所有，無數個窮光蛋合著崔健，流著眼淚，吼《一無所有》，這歌聲發自肺腑，震天憾地。

　　第三章文革后的電影

　　四人幫在文革十年中除了出了樣板戲電影外，就是寥寥幾部反映階級斗爭的故事片，如《青松嶺》、《春苗》、《火紅的年代》、《反擊》、《決裂》、《艷陽天》、《盛大的節日》，里面一些出名的人物如錢廣，是當時報刊津津樂道的反面人物，一時各地都抓了許多“錢廣”，《決裂》中那個“馬尾巴功能”教授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反面人物。這些令千萬人討厭的不是電影的電影隨著四人幫的倒臺，也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如今沒有多少人還記得它們。

　　四人幫下臺后，許多三十年代的電影和外國電影解禁，印度影片《流浪者》、日本影片《追捕》、美國影片《出水芙蓉》、和國產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給了當時一潭死水的中國電影業多少感慨和啟發。

　　1978年，張藝謀考入北京電影學院，82年畢業，文革中，他只是普通的初中學生，也許書讀的不夠，這個缺陷對張藝謀是致命的，二十年前，他的早期的影片如《紅高粱》等還能有些敘事性情節，那么到了拍攝《英雄》及其他幾部差不多的影片如《滿城盡帶黃金甲》都是空有宏大場面，卻無內容的“假大空”片子，票房收入幾乎完全靠廣告和虛假宣傳。張藝謀的片子企圖依仗的是采用的最新的拍攝技術去彌補內容的空洞。可惜的是觀眾并不買賬，老百姓要看的是能從心底感觸的東西，而不是看精致的圖片。

　　文革初，馮小剛只有7歲，文革中不可能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也和張藝謀一樣，讀書少了，自然所導演的幾部片子明顯文化底子不夠，如《甲方乙方》，《天下無賊》，《手機》都粗俗不堪，但是很叫座，原因是這些片子都貼近下層，用了不少老百姓的土話，符合老百姓的娛樂心理，藝術價值并不高，當然這主要是和歐美經典大片《亂世風云》，《音樂之聲》相比。

　　在馮小剛和張藝謀出名前，79年-82年前，出了幾部電影，至今仍然受到人們的好評，如《小花》，上海外語學院的陳沖和劉曉慶一舉成名，劉曉慶文革中只是一個初中生，她的名言“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成名的女人難乎其難”膾炙人口，劉曉慶一生既幸運，又充滿了波折。

　　如果查閱1979年-1982年的《電影畫報》，根本還沒有今天張藝謀和馮小剛這兩位紅得發紫的人物，那時斯琴高娃才剛出道，在《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這部俗的不能再俗的片子里出演三姑娘。1980年第6期電影畫報以陳沖照片作封面，封三則是劉曉慶，這兩個在影片《小花》的主要演員紅透半個中國，同期還有介紹電影《廬山戀》的主角張瑜的一篇文章，其實這兩部影片藝術價值并不高，但是迎合了當時中國在文革期間沒有愛情片的位置，稀缺就是價值，今天看這兩部片子，不僅沒有多少藝術性，演員的演技也不高。但是卻是給那個時代畫了一條分隔線，文革期間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被溫情脈脈的愛情所替代，因而給那個時代人印象深刻。

　　1981年電影畫報第3期封面是斯琴高娃，從此斯琴高娃和陳沖，劉曉慶一樣，成為從那以后20-30年中國最知名的演員。

　　而鞏俐文革開始時還不到一歲，到1987年開始出演《紅高粱》角色，所以那以前的片子和她也沒有什么關系。

　　由于文革，造成一大批老演員死得死，殘的殘，后來的年輕演員，導演在文革中受到文革影響太深，一舉一動都有文革紅衛兵的影子，再加上讀書不多，文化層次較低，很難有多大作為，這就是當前影片人們評價不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