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們餓極了
1970年,我從徐州一中下放到蘇北一個窮極了的村莊,但也交了一幫農民朋友,至今不能忘懷。
其中有個叫梁寶強的青年,據說他的的父親是富農,所以連帶他也沾光,每回村里批斗“地富反壞右”,他都要拉上臺去陪綁,低著頭,站在母親身邊,而今我為人父,仍然不能體會他母親當時的感受。保強倒很樂觀,每次批斗完了就到我們宿舍來玩,有說有笑,毫不以為意。但從不談他被批斗的事。我們那時也年青,時常跟他開玩笑,甚至把玩笑都開過了頭,有一次,聽說他在和鄰村的一個女孩談對象,我們就要追著問他和女孩之間發生了什么事。寶強倒毫不在乎,有什么答什么。寶強是個中學生,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所以有時我們還能談到一起去。有些年齡在40左右的農民就不是這樣了,每次來都要說一些“葷”笑話和下流故事,最初我們還不習慣,到后來,我們說得比他還頭頭是道,到底我們讀的書比他們多得多,講的故事比他們的生動。所以后來老鄉說是他們在接受我們的再教育。
有一天,寶強來說他家有一口30多斤的豬死了,問我們要不要。我們已經多少天沒聞過肉味了,當時就從他家把豬抗來了,然后我們切的切,炒的炒,空氣里彌漫著這個小村子只有在過節才有的氣氛,幾乎一個村的人都來看我們怎么樣把這只小瘟豬變成珍饈美味的。晚上我們把大隊書記請來,那時的大隊書記決不像現在的鄉長那么有派頭,他一請就到,我們用0.80元的山芋干酒招待他,他也不在乎,后來保強也來了,我們就向書記為他求情,以后再批斗,不要再讓保強上去了,書記大人喝了酒一高興,居然答應了,我們都為保強高興,說都是這頭瘟豬起的作用。
想想人現在怎么那么嬌貴,去年一場非典,還有什么雞流感,殺了那么多無辜的小生命,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告訴你,我還吃過生牛肉的呢?那也是村里的一頭老牛死了,我們分了一些牛肉,吃到最后,誰也懶的再加工了,就把剩下來的生牛肉剁成了肉餡,切了點蔥花,放了點鹽,包在煎餅里吃了,到最后,還不夠。此外,用煤油炒的花生米吃過沒有,哈哈,那味道不比上海的茴香豆差。
1971年,好像是中央一號文件,為了戰備,全國都要殺狗,由于天天吃山芋干,高梁餅,玉米面,我的飯量似乎已達到每頓2斤都不夠的程度,我的同學吃飯更兇,一頓可以吃半斤重的窩窩頭5-6個。
特別是高梁面,特別刮油,一個人如有一兩寸的膘-就像現在那些經常能看到的那些大腹便便的男人,無油無鹽的讓你吃上半年帶皮的高梁面或玉米面,保你最后肚皮被刮的像一層紙一樣。
按文件規定,村里開始物色殺狗人,農村的老百姓向來對狗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對待狗就像家里人一樣,沒有人愿意作這個惡人。村里居然想到了我,這是同學推薦的,因為我在文革時,他們親眼看我把一條小狗烤了吃。于是我傻乎乎的接受了這個光榮任務,因為我每殺一條狗??梢話?個公分,至于狗肉可以由我隨便處置。
最初我并不會殺狗,第一次,我把一條半人高的黃狗用繩子拴住后,就用棍子打,狗就躲,手一松,狗就跑了。人家說狗是土命,打死的狗放在地上,只要一接觸地面,狗就慢慢蘇醒過來。后來我想了個辦法,請狗主人把狗用繩子栓上后,把繩子交給我,我將繩子一頭從一顆樹叉穿過去,再慢慢將狗吊起來,狗一聲不響的被吊起后,我再用那種很鋒利的刮胡子用的刀片-吉利刀片的發明人永遠不會想到有人會用他發明的產品來殺狗。從狗的嘴下唇開始,一會兒我就將一張完整的狗皮,一滴血不淌的剝了下來,每當我在殺狗的時候,總有一個中年漢子站在我身邊,這是本村最貧困的人家,五個孩子的父親,妻子病逝,每次殺完狗,他總要把狗頭,心,肝,肺討走,這里農民一般不吃狗肉,所以我們燒好的狗肉再香,也沒人愿意嘗,到是保強有時來用手抓了吃,等你給他遞去筷子,他又不吃了。
只有一件事至今使我內疚,那就是每當我殺了一條狗,狗主人特別是婦女就會流淚,有時我在殺狗時,還能聽到遠處婦女在家中幽幽的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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