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們餓極了

　　1970年，我從徐州一中下放到蘇北一個窮極了的村莊，但也交了一幫農民朋友，至今不能忘懷。

　　其中有個叫梁寶強的青年，據說他的的父親是富農，所以連帶他也沾光，每回村里批斗“地富反壞右”，他都要拉上臺去陪綁，低著頭，站在母親身邊，而今我為人父，仍然不能體會他母親當時的感受。保強倒很樂觀，每次批斗完了就到我們宿舍來玩，有說有笑，毫不以為意。但從不談他被批斗的事。我們那時也年青，時常跟他開玩笑，甚至把玩笑都開過了頭，有一次，聽說他在和鄰村的一個女孩談對象，我們就要追著問他和女孩之間發生了什么事。寶強倒毫不在乎，有什么答什么。寶強是個中學生，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所以有時我們還能談到一起去。有些年齡在40左右的農民就不是這樣了，每次來都要說一些“葷”笑話和下流故事，最初我們還不習慣，到后來，我們說得比他還頭頭是道，到底我們讀的書比他們多得多，講的故事比他們的生動。所以后來老鄉說是他們在接受我們的再教育。

　　有一天，寶強來說他家有一口30多斤的豬死了，問我們要不要。我們已經多少天沒聞過肉味了，當時就從他家把豬抗來了，然后我們切的切，炒的炒，空氣里彌漫著這個小村子只有在過節才有的氣氛，幾乎一個村的人都來看我們怎么樣把這只小瘟豬變成珍饈美味的。晚上我們把大隊書記請來，那時的大隊書記決不像現在的鄉長那么有派頭，他一請就到，我們用0.80元的山芋干酒招待他，他也不在乎，后來保強也來了，我們就向書記為他求情，以后再批斗，不要再讓保強上去了，書記大人喝了酒一高興，居然答應了，我們都為保強高興，說都是這頭瘟豬起的作用。

　　想想人現在怎么那么嬌貴，去年一場非典，還有什么雞流感，殺了那么多無辜的小生命，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告訴你，我還吃過生牛肉的呢？那也是村里的一頭老牛死了，我們分了一些牛肉，吃到最后，誰也懶的再加工了，就把剩下來的生牛肉剁成了肉餡，切了點蔥花，放了點鹽，包在煎餅里吃了，到最后，還不夠。此外，用煤油炒的花生米吃過沒有，哈哈，那味道不比上海的茴香豆差。

　　1971年，好像是中央一號文件，為了戰備，全國都要殺狗，由于天天吃山芋干，高梁餅，玉米面，我的飯量似乎已達到每頓2斤都不夠的程度，我的同學吃飯更兇，一頓可以吃半斤重的窩窩頭5－6個。

　　特別是高梁面，特別刮油，一個人如有一兩寸的膘－就像現在那些經常能看到的那些大腹便便的男人，無油無鹽的讓你吃上半年帶皮的高梁面或玉米面，保你最后肚皮被刮的像一層紙一樣。

　　按文件規定，村里開始物色殺狗人，農村的老百姓向來對狗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對待狗就像家里人一樣，沒有人愿意作這個惡人。村里居然想到了我，這是同學推薦的，因為我在文革時，他們親眼看我把一條小狗烤了吃。于是我傻乎乎的接受了這個光榮任務，因為我每殺一條狗。可以掙5個公分，至于狗肉可以由我隨便處置。

　　最初我并不會殺狗，第一次，我把一條半人高的黃狗用繩子拴住后，就用棍子打，狗就躲，手一松，狗就跑了。人家說狗是土命，打死的狗放在地上，只要一接觸地面，狗就慢慢蘇醒過來。后來我想了個辦法，請狗主人把狗用繩子栓上后，把繩子交給我，我將繩子一頭從一顆樹叉穿過去，再慢慢將狗吊起來，狗一聲不響的被吊起后，我再用那種很鋒利的刮胡子用的刀片－吉利刀片的發明人永遠不會想到有人會用他發明的產品來殺狗。從狗的嘴下唇開始，一會兒我就將一張完整的狗皮，一滴血不淌的剝了下來，每當我在殺狗的時候，總有一個中年漢子站在我身邊，這是本村最貧困的人家，五個孩子的父親，妻子病逝，每次殺完狗，他總要把狗頭，心，肝，肺討走，這里農民一般不吃狗肉，所以我們燒好的狗肉再香，也沒人愿意嘗，到是保強有時來用手抓了吃，等你給他遞去筷子，他又不吃了。

　　只有一件事至今使我內疚，那就是每當我殺了一條狗，狗主人特別是婦女就會流淚，有時我在殺狗時，還能聽到遠處婦女在家中幽幽的哭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