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店門前擺粥攤”這句俗話，在多數情況下的意思，表貶實褒，口吻謙虛，內心得意。藝術館開館那幾天，無論對什么人，領導、百姓，回朋友電話，他都用這句話點評自己的展館和世博主場館的關系，對方的反應也大都一致，剛聽說時只覺得好玩，過后品味，頗覺形象精準。

　　上海中國世博會，浦東片區，A、B、C主場館，巍然一大片，光是氣度非凡的入園口就有四處；與一橋（南浦大橋）或曰一路（龍陽路）之隔，《朱仁民藝術館》，不過是數節火車車箱一般的小東西，雖然交通逼窄，初登門者尋到門牌號還得再折騰一番，但是兩者地理位置互為鄰居是不爭的事實，若將世博主場館比作“大飯店”，那么《朱仁民藝術館》無疑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粥攤”。無論“大”、“小”，都是向世界展示中國。飯店門前擺粥攤，因為“飯店”的不同凡響，水漲船高，這個“粥攤”也就擺得非同一般了。

　　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站在愛琴海邊思索：人們為了生存而來到城市，為了生活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2010年5月1日，亞里士多德的思考開始在上海得到了實踐性演繹，184天時間里，192個國家，50個國際組織在5.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呈現各自的思考和行動。這是多么氣派的世紀大場面。能在自己家里舉辦的世博會上，同步展示自己的藝術成果，這是一個有向往有才華有作品的藝術家的世紀之夢。實在也是難圓之夢。奧地利華人藝術家聯合會主席、中國畫畫家陸先生對我說：“朱先生不容易，這個館只要是開了，就是沒有一個人來看，也是了不起的成功。”

　　2006年，我工作的上海文學創作中心，策劃《中國當代藝術大師傳記》選題，通過文學讀本以平和直率的角度，向社會傳達中國當代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家，真正意義上列于前沿的藝術作品，引導社會對草根藝術生態的關注愛護。確定首批藝術家的入選標準，以自己的人生甚至生命作代價投身于藝術創作，其作品具有強烈的個性和民族性，具有真正的國際級水準；從時代的苦難中打拼出來，并具有強烈的民族感、責任感和天下意識、社會意識。在本專業之外觸類旁通的姐妹藝術中具真正藝術家一流水準；將一流的作品、才氣和拼搏精神融入時代，宏觀地思考社會、思考大文化的格局走向。入選對象確定為韓美林、邢良坤、陳逸飛、朱仁民（逸飛先生已辭世，擬與先生親屬聯系采寫）。此計劃最終因諸多原因未能落地，上海三聯書店在此間出版了我們編的《為了那夢中的橄欖樹》一書，由時任中心總干事、上海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臧建民先生撰文表達對朱仁民獨立向善藝術情懷的由衷欽佩，在強大的主流藝術標桿旁擺了一個意向獨立的小小“粥攤”。

　　天時地利人和，朱氏“粥攤”可慶可賀：館址產權方是申江實業公司，隸屬上海市人民政府“黃浦江兩岸整治辦公室”，可算是有了政府的背景。世道真是在變，一個長期游弋在主流圈外的外省的草根，跟誰都沒打過一聲招呼，奔流到海，省略過程，說到就到，如一匹活蹦亂跳的野馬闖入上海灘，憑自己特立獨行的思想，愚公移山地實干，竟然也能攪動黃浦江的滔滔江水，和水墨巨制《大道?海天篇》里的驚濤駭浪匯合一起，無法無度，無拘無束，自然天成，同起共伏，洶涌澎湃。

　　開館前一天下午，我去南碼頭看望幸福的藝術家。當時現場還有許多另星活要干，他滿臉疲憊，衣服上沾著灰土，被同樣灰頭土臉的民工拖來喚去，這里缺個電源插座，那里畫框不知怎么掛，明天就要接待觀眾了，臨時廁所還沒有解決，化5000元訂購的流動廁所到貨，他必須得搭幫著往下卸，因為現場幾乎沒有其他人手。我聽了看了，心生許些憤懣，仁民反勸：“你看看清楚，世博展館哪個不是公共財產投建的，唯有我這個館是我獨自一個人出錢出力辦的，這很牛吧，還有，這里的每塊圖版都是我自己編排的，上面的文字，一個一個字都是我自己寫下的，有觀眾說這些文字和作品一樣美吶。”自豪得尾巴翹上天去。

　　六月溽暑，七月霉雨。他做了滬杭線上來去匆匆的常客。在上海的日子，接待用的沙發坐椅當睡床，朱仁民一生改不了的低標準生活習慣延宕入館，蚊蟲伴眠，小攤混飽，初衷咬定，腦體俱勞。又是夜半電話：還沒睡么？過來聊聊。我去了，偌大浦江畔，星空當被、竹榻作床，他沉沉睡去，有輕輕的呼嚕聲。風涼，浪軟，有車偶而在頭頂緩緩滑過，有巨型溫度計在浦東閃爍，東望陸家嘴默默崛起的繁華，西望“中國國家館”沉入夢鄉。

　　不忍打擾，靜默以待。

　　我欲輕呼你“蓮花”。東坡居士蘇軾的“東坡”非比蓮花洋人朱仁民的“蓮花”，心中圣物，寄托理想。慧鍔當年看到的一片象蓮花盛開一樣海豚翻飛的海，也是仁民小時候家門口就能望到的圖像，今天千呼萬喚的目標，離不開海豚在海上翻飛像蓮花盛開一樣。

　　再欲輕呼你“朱子”。彼朱子治家格言傳頌千古：“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小我。此朱子傾城傾國大塊文章：“廣種福田，精耕藝田”，大我。

　　針對一個時期“大師”亂象，上海紀實頻道《大師》欄目請復旦大學教授朱維錚把關，給出定位：“大師”是指為民族的復興想了一點問題、出了一點主意、做了一點事情，并把這三個一點堅持了一生的人，并且那個“一點”長久地影響了中國。朱教授一錘定音，所謂“大師”的裁判官，“僅有一個，就是由時間體現的歷史。”媒體和朱先生的這些話，不知道能否抵達這樣長年在底層邊緣掙扎的中國獨立藝術家？是江浪濺起的水滴還是眼眶溢出的淚水？那個子夜，藝術家寬闊的臉龐滿掛濕濡。

　　 2012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