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仁民旗下的杭印路公益機構坐坐，可暫避朝暉路公司的嘈雜。一條黃狗，滿堂書畫，相對寧靜，似可致遠。備一碟花生，沏一壺綠茶，放松地聊天，仁民可算是難得的奢侈。2009年冬天某日，這樣悠閑的下午出現了。兩個月前的深秋時季我剛去過蓮花島，話題是現成的。

　　 講了這么些年耳朵都聽起繭的一個地方，因為陰差陽錯，我是直至陪瑞士大提琴演奏家吳迪去舟山才得于成行。雖說是第一次去，之前的文字、圖像已經描繪非常熟膩，在現場比照記憶，新鮮的感觸還是會時時冒出來。圍繞小島談了長久的藝術，我還是跳離不開濃重宗教意味場院的定勢，親歷現場，那份娛樂般輕松，是被同樣濃烈的現代形式感所削弱或沖淡的，同時油然而生的莊嚴、崇敬、肅穆，想要思考點什么的愿望潤物細無聲般滋生，毫無一點點先兆。窄路相逢，宗教不期而至。聽烏發飄冉的仁民談光頭和尚的事，頗其莊嚴，沒半點滑稽。

　　 “佛教始初是哲學范疇上的一種世界觀或人生觀，將人的精神境界看成高于一切的價值，它應該是沒有神靈崇拜的，只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因為信眾的極度崇拜而形成了神靈體系。所以說在佛教中，人的超度與拯救才是目的，建廟待神則是一種存在方式。

　　 “佛教自西漢傳入，早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精華部分，佛教教義的博大精深，佛祖倡導的慈悲情懷，佛教包涵的深邃的哲學思想、文化觀、藝術觀等等，都已融入我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血液里。所以，我的宗教藝術理論有明確的指導思想：一方面確信偉大的宗教體現的一定是人本主義精神而非神本主義迷信，一方面尊重佛教藝術在中國普遍民眾心目中的重要意義，從形式感找到突破口，為發揚光大佛教文化作藝術創造。而形式感需要藝術家站出來傾注心智。”

　　 仁民認為最早的祭祀形式是面對天地，沒有實物，沒有偶像，定一個可以朝拜的方位就行。后來放一朵花一顆草，供奉一個靈芝，用作朝拜，良渚文化的標志玉琮（可以看作是真正的雕塑作品）就是古人用作崇拜的器物。天主教有圣母，基督教有耶穌，西方宗教文化都是具像的雕塑，我們也就有了菩薩。宗教文化的建立和完善也要仰仗互相影響。

　　 “菩薩出來了，藝術跟著和佛教結緣。當你不做浮雕要在平面作表達時，就必然會有線條出現。變數歷來是藝術發展的主體意識，宗教藝術的發展概莫能外。無論規劃，無論細節，物化的宗教場院始終是處在變化中的，只是因為環境各異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普通人感覺不到而已，不變的只能是佛教的精神。”

　　 從不會跑題。他的宗教，是心靈生態、藝術生態的飽和，“佛教引入中國一千多年間，自西藏布達拉宮到東海普陀禪寺，自不必說飽含博大精深文化哲學的經書文脈獲得日漸豐富，寺院建筑的規模和藝術含量也是伴隨時代變化發展的。”

　　 他的大觀音，除了人物造形上有很大突破，更有創見的是背景，跳出了歷代佛像藝術的語境，與當代藝術、西方藝術站到了一起，有了飛躍式的變化：這是體現世紀精神的形象：“全世界的繪畫、雕塑都是從宗教中慢慢分離出來的，應該看到，初創期的每件宗教藝術作品背后，都隱匿著一位大師般的藝術家。而宗教場院呢？藝術呢？”

　　 他的真正擔憂潛伏在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審美的變化一直在微調，因為天才藝術家的缺席，因為經營這一領域至今依然是民間工匠的天下，放眼神州大地的廟宇，數量是有了，時代感，藝術含量大踏步弱化，倒退，無論外觀內飾菩薩雕塑，作品的觀賞性能不減消嗎？藝術家在宗教世界的缺位，令人遺憾，痛心。”

　　 桌椅間，一遍遍開水沖過的茶湯在漸漸淡去，屋宇里，藝術和宗教構架的精神天地卻在無限放大。要硬性在朱仁民的作品里區分他的“三個生態”，那么大觀音構想里的心靈生態意味更重，文島創作中的自然生態更直白，而藝術生態在兩部作品里無處不在，只不過前者偏重傳世，后者借倚樣板。

　　 我仿佛有些明悟，尚未建成的大觀音整體規劃、規模初其的禪宗雕塑公園，都在詮釋仁民的道理：“當藝術依附和潛入禪義的內核，它將比一切依附物更崇高、更永久、更具有深厚的傳統基質和鮮活的現代感。建筑如此，雕塑更如此。”

　　 禪宗是蓮花山雕塑的魂魄。如果說在作者其他形式的創作中，還沒有能夠得到充分體現的話，那么這批作品，禪義似乎已經深藏在藝術的軀體內，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發揮。在這塊朱氏領地，神仙菩薩被請下神壇，佛像雕塑跑出了神殿廟宇，走向自然，走向大海，走進民眾，教徒普遍誠惶誠恐的心理被瞬間扶平，我即佛，佛即我，人人皆有佛性。佛祖曰：“不要依靠我，你們要自身尋找佛性。”在這里，一切皆有可能。

　　 和普通佛教徒一樣，又不一樣。朱仁民渴望能夠直底人類心靈的宗教不是死板而窒息的形式，它必須是生氣勃勃意味深長的，能感染人在精神上得到升華。他期待在菩薩那里發現愉悅，發現對自然眾生的熱愛，發現對藝術的善待，甚至發現孔子、老子、蘇格拉底、莎士比亞和愛因斯坦、華羅庚。如果他知道的偉大只有菩薩，如果他唯一崇拜的只是菩薩，他認為，那就是迷信，就是給自己戴上精神鐐銬，是給自己拄一根精神拐杖，顯得不文化不藝術不現代，至少缺少了詩意。

　　 這樣的討論，令我的盲點出現縫隙，漏進稀疏的光亮。

　　 忘記在何場合，潘公凱說過蘇東坡是一件作品。理由是他“有文才，有戰略頭腦，會畫畫，又那么風雅，做起菜來都那么有創造性。”那么他的外甥朱仁民呢，所列東坡居士身上的才智幾乎能蓋全，包括廚藝。舅舅該知道外甥，他有一張憑真功夫考得的三級廚師證，真要做菜，創意起來跟大居士的“東坡肉”有得一拼。當然最該提及的是，他將一座如此荒蠻野島做成了一件人間珍品。按舅舅的邏輯，這個外甥更值得他慨然，引以為傲。

　　 他是一件閃耀理想主義光芒的杰作。

　　 頃刻之間，我的思緒暫離茶座，向著東海游去。

　　 海風，浪花，棕褐色礁石，蓬勃于石縫崖口的海桐，這些土生土長的原生物，都因為喜笑怒罵的石菩薩、忽隱忽現的建筑物、曲曲彎彎的卵石路徑，而變得格外地唯美且生意盎然。那些張牙舞爪的填海土方車，面相兇狠的停水停電通知單，剛鋪設的海底電纜水管被生生截斷的不幸消息，暫時都玩起了消失。那天赴島路上，我與仁民坐同一輛車，越過一道緩坡，蓮花島就在近前。車窗外滿目蔥翠，有墨瓦泥戶栽在綠蔭里，雖敗相畢露卻清逸若仙，仁民讓車速減慢，沖著那些屋子，突然就一聲吆喝：黃阿婆，你好哇。黑古隆冬的窗戶慢慢推開來，一張燦爛的臉龐慢慢現出來，那上面掛著的笑意，可將人心熨平。

　　黃阿婆，可是那天向朱仁民下跪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