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拉西扯了那么許多，現在該說說途中撿得的那條命了。

　　那是1988年的10月19日。我被當時在《市場藝術》供職的詩人錢國梁與在《上海工業經濟報》服務的作家朱卓鵬兩位仁兄拖去，到岱山采訪一家鄉鎮企業。又與到這家企業來參加新產品鑒定會的一批專家、記者們，一起上普陀山去逛了一天。那天上午我們從普陀山回沈家門，準備在那里用過午餐后，乘船回上海。午餐進行到最后一道湯端上桌面時，另外一桌忽然騷動起來。我循聲望去，只見那桌上的人都站起來圍向一位中年男子，那人兩目緊閉，臉色刷白，腦袋搭拉下來歪向一邊，已經失去了知覺。我們這桌上的人也都立刻站起來，跑了過去。我跑過去一問，暈過去的是同濟大學的副教授蔣覺先，這次他是與妻子，上海民用建筑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應愛珍一起來參加鑒定會的。在一年多以前，他得了冠心病。剛才吃飯時他覺得胸口有些悶，吃不下，應工就讓他靠著休息一會，等湯上來喝兩口，誰知道一下子就暈了下去，嘴角也吐出白沫來。應工估計他是急性心肌梗塞，就在他衣服的口袋里找急救藥，不料把上裝、襯衣與褲子的口袋都翻遍了，急救藥就是找不到。情況緊急，我挺身而出，指揮人把方凳拼成一長條，將蔣先生扶到方凳那邊來。我本打算讓蔣先生躺在方凳拼起的“床”上，忽然想到，這種癥狀也有可能是腦血管意外，而腦血管意外病人是不宜放倒的，于是，我就讓蔣先生“坐”在方凳上，后面由幾個人扶住，我則坐在他的對面給他發功。老實說，對心肌梗塞怎么搶救我一無所知。我只記得古小說中凡人昏厥過去都先掐人中，所以我第一就掐人中。人中被我掐出了一道指甲印，然而他還是毫無反應，于是我接著狠狠地掐他的合谷與內關。一般的人，經我在合谷上輕輕一掐，都要哇哇叫著跳起來，可是這位蔣先生卻很沉得住氣，依然閉著兩目不予理會。我有些黔驢技窮了，但只治了兩三分鐘，還不甘心就這樣打退堂鼓。我振作精神，集中意念，抬起右手來，在離他身體兩三寸外處，從胸口向肚皮一遍遍地理氣。我這么操作也并非完全毫無根據。20年前，我在湖北路小花園里，就曾見過有人用這樣的辦法，為練氣功走岔、一股氣堵在胸口那里不下來的人疏導，居然立竿見影。我以前一直認為這是心理暗示，但眼下情急無奈，管它什么辦法先拿來用用再說。也不知是剛才掐人中、合谷，內關，要過片刻才慢慢顯出作用來，還是這樣理氣真有功效，反正上下拉了十幾次以后，蔣先生的臉色漸漸地由白轉紅，他的頭也開始左右轉動起來，但是他的眼睛還是閉得緊緊的。看見出現了轉機，我就動作得更賣力，更有信心了。這時，蔣先生的手也開始動起來，艱難地伸向褲腰的表袋。他妻子應愛珍立刻領會了，馬上從表袋里挖出急救藥來。藥片送入了蔣先生的口中，大家都松了口氣。但這時錢國梁卻發出了警告。我在給蔣先生理氣時，他一直抓住其右手在把脈。錢國梁的脈案很好，在文人圈子里是有些名氣的。“不行，看樣子還要送醫院，”他說，“心的脈完全沒有，他現在心里非常難過，但嘴里說不出。”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又想到了足三里穴。他剛說完，我已蹲下身去在蔣先生的腳上尋找穴位。量準穴位后，我將腰腿勁提到大指肚上，竭盡全力地往里鉆。就在這同時，錢國梁突然叫了起來：“咦，脈跳怎么正常了？”他把脈背對著我，我的操作他一點也沒看到。我心頭掠過一陣狂喜，足三里真是神穴，它對治心肌梗塞也有奇效！我連忙在蔣先生另一條腿的足三里穴上又加了一記。錢國梁直起身來說。“好了，好了，現在沒問題了，可以一起回上海了。”似乎為了證實他的話，蔣先生也立刻睜開眼睛，撐著要坐直身子。云開霧散，大家的臉上充滿陽光。

　　在船上，蔣先生同著應工特地到我們住的艙房來道謝。那時蔣先生已完全恢復，臉上毫無病容。應工介紹說，這次是自蔣先生戴上冠心病帽子以來的第一次大發作，所以雖然隨身帶著藥，卻沒有事先約定放在哪個口袋里。還虧搶救及時，才轉危為安。現在蔣先生感覺良好，明天早上船靠碼頭后，他還要趕到學校去上課。

　　本來還不知道這件事的嚴重與驚險，后來在報上看到消息說上海青年話劇團的導演胡偉民是自己走著到華山醫院去看病，在就診時突然暈倒，雖經搶救卻終于未能醒來，經診斷為彌漫性心肌梗塞，我方才覺得自己的魯莽與幸運。所以我說“途中撿得一條命”時，不是想表現我如何地瀟灑，面是想說明我是多么地僥幸，僥幸得似有神助，這點是特別需要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