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么說不是故作謙虛。從“途中”時期另一例膽囊炎的治療中,我看到,我發出的外氣有把握很快地止痛,卻不能一次性地予以根除。這一例的患者是我的岳母,時間是1989年的四五月間。我記得那時大學生剛開始上街游行,局部地區交通堵塞,我換乘了幾輛車,從市區外圍繞了一大圈,大概花了3個多小時才趕到岳母家。當時,我對自己的氣功已經有了較高的信心,所以那天妻子下班回家來說,上午接到她姐姐打來的電話,岳母老胃病復發,痛得大小便失禁,我便自告奮勇地表示用氣功去驅趕病魔。我沒有測病的功能,岳母和大姨子認為是老胃病,我就當作老胃病來治。好在我治胃病與治膽囊炎的操作方法是一樣的。都先從內關放氣,使疼痛緩解,然后再直接對著疼痛部位發氣。在我治病的第一階段里,操作方法很單調,治療所需的時間也較長。不過,治療時間之長短也許不僅與操作方法有關,與我本身的功力大小也有關。在早期的一些病例中,患者往往10分鐘以上才能有氣感(重、脹、熱等);而現在,氣感的出現一般只要一兩分鐘,快的一兩分鐘內癥狀已消失。那天我治了大約有半小時以上。對岳母不用太多顧慮,我就用勞宮穴直接敷治在她的胃部發氣。我離開的時候,她的疼痛感已完全消失,胃里也覺得暖融融的。然而時隔半年不到,這年的9月下旬,岳母又因為隔夜吃了大排骨,一早“胃”痛發作送了急診。經B超檢查,膽囊腫得很大,里面有許多結石。待我中午趕到中山醫院時,岳母已收入病房,決定下午動手術。按照我的醫學觀點,不到萬不得已時,一定不要挨刀。我認為岳母的病尚未到非挨刀不可的地步。但我的醫學觀點不便強加于人,即便此人是岳母。況且我大姨子原是華山醫院皮膚科的護士長,在選擇何種治療方案這一點上,她無論如何比我更有發言權。我只在以后我妻子患珠網膜下腔出血后的治療問題上,堅持說服她同意我的方案,這件事后面將專章論及。岳母開刀木已成舟,我只能提出在術后向她的刀口放氣,減輕她的刀口痛,以表示我的一份孝心。發氣能減輕刀口痛,在當時只是我的一種推想。既然發氣能夠活血消腫,那么它應該也能止痛與促進傷口愈合。實踐的結果還超出了我的預期。我是手術后第二天上午趕到醫院去的。手術當晚由大姨子秦劍蘭陪夜,她用耳針為岳母鎮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我到的時候,岳母的刀口又在作痛,但還沒有痛到忍不住要叫喚的程度,只是不大敢說話、吸氣,右腿蜷縮著不敢伸直。我還是用勞宮穴敷貼在她的創口上放氣。半小時后,她覺得吸氣不痛了,右腿自由屈伸沒有拉痛感了,本來冰冷的腳也熱了起來。從這次放氣后,岳母的刀口再也沒有痛過,因此我沒撈到第二次表示孝心的機會。醫生對岳母的刀口愈合之好表示驚訝。因為岳母十多年偏癱,術前身體營養狀況較差,不說皮包骨頭,也是夠消瘦的。這樣的身體條件,一般創口不容易長好。再加上當時正值陰歷八月,天氣還很熱,這對刀口愈合也是不利的。但岳母的刀口卻長得比一般身強力壯的小青年還好,不僅如期拆線,而且一年以后,該處皮膚上已不見凸起的“百腳疤”,只留下一線淡淡的白色印痕。對此,岳母和大姨子都認為,這是我發氣的功勞。
除了上述的平居時的實踐外,“途中”時期的較為突出的幾次實踐,則是在真正的途中——在我外出旅游或參加筆會的途中。我出差的機會并不很多,但每次出差,無論是參加筆會,或由某單位邀請,或作協組織參觀訪問,總要與一些文人結伴同行。而文人多體弱,因此我幾乎每次都能撈到獻技的機會。1986年11月作協小說組組織8位作家到溫州去,同行中《文匯報》的周玉明,患有心臟病。在往大龍湫的途中,她覺得支持不住了,我用掐內關、足三里、合谷的方法,幫助她翻過了一道嶺。臨回上海的時候,陳潔發燒了,我又去給她按摩合谷、太陽穴。1988年5月底《上海故事》編輯部組織一批作家到深圳、海南特區去作走馬觀花的考察。行前,我在作協機關接受了一次定期常規體檢,驗血報告顯示GPT稍為偏高,B超提示有脂肪肝,但報告都在我動身以后才送到機關,因此我在這次旅行中還是放心大膽地給許多人發了功。這次觀光日程安排太緊,再加上這年的夏天似乎提前來到,我們踏上海南島土地時,來接待的海南工會旅游社的導游說,已經有一星期連續不下雨,最高氣溫在攝氏37°以上,所以同行中有許多人頭昏腦熱,客觀上為我的生意興隆創造了條件。在這次旅途中,對兩個人的發氣值得提一下。一是《文學報》的江迅。在海南島的第二天,我們住興隆華僑農場。這天晚上他得了腹瀉。次日早飯后,從食堂出來,我見他臉色灰暗,就問他身體有什么不舒服。他說服藥后腹瀉已止,但胃很痛,小腹也有些隱疼。我就先在他內關穴上掐了一會,再將勞宮穴直接貼到他胃部上去。誰知兩三分鐘以后,他叫起來:“哎呀,頭暈,不行,不行!”這時正巧陸幸生跑來,他倆昨晚住一間房,陸幸生連忙把江迅扶回房間去。一會兒,陸幸生跑來了,說把江迅扶到房間門口時,他似乎已神志不清了,渾身是汗,就像從河里撈起來似的。這時,已到了原定的發車時間,江迅這樣子要躺到幾時才能恢復過來呢,大家都有些著急。幸好10分鐘不到,江迅就跑來了。后來他一路在車上談笑風生,顯得沒事一樣。我問他胃里感覺如何,他輕松地回答說全好了。這天是從興隆農場縱穿全島回海口市,下午還要乘飛機到廣州,是在海南島的3天中,最疲于奔命的日子。許多好漢,包括我在內都有些“瘟”了,反襯出江迅格外的精神。這是我發功中碰到“暈氣”的第一例,此后,我看到這類現象就無所畏懼了。此行的另一例是對李良杰發功。那是在深圳吃早茶時,距此番旅行結束還有一天。于炳坤打算拖李良杰一起往福建去,但偏巧這時李良杰的腿部老傷復發了,那天早晨起來一瘸一拐地走路顯得很艱難。我并非有意成全于炳坤,只是看到李良杰行走不便,動了惻隱之心。然而幾天緊張的旅行,乘車多,睡覺少,天太熱,再加上給不少人發了氣,我覺得有些虧,因此這天多用了些推拿,少放了一些氣。不料南方濕度高,人出的汗發粘,而我又太求勝心切了些,結果在叫李良杰的腿恢復了靈便的同時,搓去了他腳上的一塊冬青葉大小的表皮。這樣,雖然第二天李良杰被于炳坤拖著腿腳利索地告別大部隊往福建去了,卻從此也給他逮到了嘲笑我氣功的話柄。他每每要抬出他的腿來,證明我的氣功不怎么樣。我向讀者保證過寫這本書要客觀、真實,因此特地將這件事錄下。
大概在這年的九、十月份,《上海故事》編輯部在上海郊縣組織了一次活動,我又給人發了一次氣。這次發氣就病癥來說沒什么稀奇,但它使我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發氣是在午餐席間進行的。鄉鎮企業招待的午餐,烹調不是很精美,但用料很扎實。菜上到三分之二時,我已經飽了。這時,江迅來請我給旁邊一桌的外籍華人劉淑嬌女士發發功,她因為胃痛基本上沒有動筷。我在她的內關穴按壓了一下后,就采用由阿是穴向胃部發氣的方案。兩三分鐘后,她打了兩個嗝,說胃痛好了,就開始用餐。而我則發現本來已經填滿的胃一下子變空了,又裝了許多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進去。這種明顯的落差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以前給人發氣不多,而且發氣多在會議或旅途中,膳食供應都很充沛,所以對那種發氣后的饑餓感沒有很強烈的體會。從那次發氣以后,我開始留意起來,發現這種饑餓感在我幾乎是一種發功后的必然伴隨現象。這證明外氣確實是一種物質,它的能量是由另一種物質轉換而來的。雖然我發功僅僅是靠意念來操作,從外部看沒有什么大的動作,發功時還能跟人說說話,似乎輕松得很,但從消耗能量這一角度來看,這一運動的強度還是非常大的。倘若我去參加三千米的長跑,恐怕還不至于一停下來就覺得肚子餓,而我平平靜靜地發了兩三分鐘氣,胃里卻立刻空出一半來。不過這一發現倒反而使我定了心,讓我在以后放氣時更少些顧慮。因為其一,外氣是種物質,就消除了一部分對它的神秘感,使用它就像使用我的手、足一樣,只存在如何調訓,控制的問題,不怕它調皮搗蛋。其二,既然存在著能量消耗,從某種意義上說,就不用太多顧忌玄而又玄的元氣損耗說。所謂元氣損耗,可以從發氣后沒有能及時補充營養這一角度去理解,或者雖然補充了營養而機體卻來不及吸收。這樣,問題就可從適當控制運動量與及時從最佳途徑去補充營養這兩個方面去加以解決。在以后的實踐中,我一方面注意控制每天發氣的量,一方面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發氣后立即進食,吃些水潽蛋之類易消化高營養的食品,試驗下來的效果頗為理想。到目前為止,總的來說,我沒有感到元氣有很大的虧損,相反,功力似乎倒有長足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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