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的實踐,與以后所做的相比,特點是零敲碎打。一是缺乏系統性,在操作方面沒有預定的實驗目標;二是缺乏主動性,撞著了就為人排憂解難,不像以后有段時期很愿意作自我宣傳,去攬些生意來。但為了介紹的需要,我盡可能地說得有條理些。
“途中”實踐的第一個收獲,還是得自太極推手。從1988年5月我發現自己患了脂肪肝以后,就開始往公園里跑得比較勤。那時我正請創作假在家寫《正常人》第二部,客觀上也有跑公園的條件。跑公園我主要是去找人推手。在這段時間里,我忽然悟到了推手的奧義。在前面第二章里,我已經力圖把自己悟到的東西歸納成幾條介紹給讀者。但是,盡管我在表述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認為自己的表述在同類文字中還是比較明確、比較科學、比較容易為人接受的,然而,我仍然覺得它遠不能將我所感受到的傳達出來。雖然在八十年代初,我國的文藝理論界已經有人開始談論直覺,提出在感性、理性之上,尚有悟性這一更高的認識層次存在;對這種理論,我由新鮮、疑惑慢慢轉為贊同,并且身體力行地在上海作協的兩期青創會講習班的教育輔導工作中進行實驗,以后又在《正常人》第一部的創作中進行實驗;但是,直到那時之前,我其實并沒有真正的“悟”的體驗。在這段時期的推手中,我第一次感受到開悟是怎樣的一種心境。真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原來就是這么一回事!真的就是這么一回事嗎?原來這么簡單明了!真的就這么簡單明了嗎?在一段日子里,我幾乎天天有新發現,同時又發現這些話老師其實早就講過,但過去自己似乎懂了,其實根本沒懂。還發現如果把老師的話(包括拳書中的話)按另一種方式來講解,也許能使別人更容易理解,不必像我那樣去走那么長的彎路。再進一步發現,不管我如何努力解說、示范,不管對方在我的橫說豎說、正說反說的啟發下似乎已經領會,已經能夠照樣操作。但是,我的感受實際上依然無法傳達給他,結果,我的還是我的,他的還是他的。他依然只能像過去的我一樣,承認有更高級更奇妙的境界存在,卻無法在我的幫助下一步跨入。從已悟看未悟,不過一步之遙;而從未悟看已悟,卻似乎高不可攀。然而,從未悟到悟的路,不是一步步走過來的。就像在行進中無意間踏到一塊石頭,觸動了機關,一下子將人彈射到一座峰巔上。因此,指導后來者再去精確地踏那塊石頭,就發生了一定的困難。困難還在于那個機關也許使用一次便失效了,別的人必須再去尋找新的機關,新的機關也許埋在距老機關很遠的地方,你固執地要別人在老機關附近尋找,反誤了事。或許要觸動機關跟每個人自身的重量也有關,每個人必須自己去尋找適合自身條件的機關。故而,悟者對未悟者,只能向他宣說悟見的境界,悟后的開朗,以吸引他、激勵他去追求開悟,卻很少辦法向他指明悟入的門徑。但是,只有經過向未悟者千方百計地言說具體門徑的多次失敗,悟者方能強烈體驗到自己剛跨過的一步是多么僥幸,多么彌足珍貴。也只有到那個時候,你才有把握對自己說,我悟了l根據從推手中獲得的悟的經驗,我認為“悟”的境界具有這樣的特征。我確實已擁有某種智慧,這種智慧使以前所有的那方面的知識顯得幼稚與笨拙;所以,我能隨心所欲地復制以前無法實現或偶然才能實現的某種效果。但是,盡管我急切卻無法將這種智慧傳授給他人。我發現這種傳授的困難局限不在我也不在被傳授者,而在傳授方式本身。人類通用的傳授知識的方式主要是語言,其次還有形體的示范。我終于明白它們的承載能力極其有限。這次我不是通過它們獲得這種智慧的,因此,我可以設想,尚有無數這樣的智慧在我可憐的知識范圍之外。我相對于如同昨天的我一樣的人無疑是幸運的,然而我必須更加謙虛,因為我知道了自己的渺小與無知。
我從太極推手中悟到的一些具體的道道,對理解氣功固然有一些幫助,但也有限得很。幫助更大的,是我從中得到了悟的體驗(盡管所悟的東西層次較低),它對我以后探求氣功奧秘的思想方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這一點讀者將在后面的章節中看到。
公園里跑得多了,自然而然地會搭來一些治病的活。一方面誠然是因為我主觀上好表現自己,知道自己能治些跌打損傷,不免技癢,有機會總想露一手;另一方面,也因為能天天上午到公園里來泡個一兩小時至半天的,大多數不是老弱便是病殘,而且往往是既老弱又病殘,退了休也無力再去發揮余熱,繼續為兒孫輩做牛作馬的。盡管打拳、練氣功等鍛煉對他們來說是卓有成效的,正在或已經使身體的衰敗情況發生了逆轉,但肩周炎、頭痛、頭頸痛、腰痛等病在這群人中還是有很大的市場,我這“英雄”頗有用武之地。我對付這些病,多用“強刺激”推拿法。對方若會推手,就再加些推手的手法與身法,讓他蹦跶幾下,“跳跳松”(這辦法往往用來對付腰部的傷痛)。在這段時間里,我很少用放氣的辦法來治這些病。一則因為這些病只需推拿便可當場見效。二則因為我對氣這種無形的物質到底有多大的功能持懷疑態度。雖然陸棣的腳讓我主要用氣給治好了,但我又想,倘若主要用強刺激推拿法,是否還能好得更快呢?從理論上說,每次作功形式的轉換,如從化學能轉為電能再轉為熱能,能量都會有所消耗。而現在的“氣”的功能,是否是從生物電能轉化而來,這種轉換中消耗又有多大呢?有種較為普遍的說法,發放外氣是以損耗自身的元氣(或真氣)為代價的。對這一種說法,我既不愿相信,又不敢斷然否定。我有心冒險試試,但在這段時間里不能投入過多,所以我定下了一條保守的原則,能不用氣治病,就不用。這跟1989年11月以后,我將發放外氣作為治病的首選手段,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
在這段時間里,我治過的病人,從數量上說并不比以后兩年少多少。如今在公園里,我常常會碰上某個人,他(她)主動向我提起,在三四年前我曾為之治過肩周炎或腰痛。有次在100路公共汽車上,坐在后排座位上的一位中年婦女,不時地向我瞧瞧。見我注意到了她,她又向我笑笑。我實在記不起在哪兒見過她。她看我露出疑惑的樣子,就問我:“你是氣功師嗎?在公園里……”我說:“你在公園里見到過我?”她說:“你給我治過坐骨神經痛,你忘了嗎?”她這一說,車廂里周圍的人都盯著我看,使我有些發窘也有些得意。我說:“我記不起來了。你現在病好了嗎?”她說:“我現在上班了,公園里沒時間來了。”回家后我仔細回憶,實在記不起近兩年里我曾發氣給她治過坐骨神經痛,那么一定是三四年前用推拿法給治的。坐骨神經痛這病,我一向看得比肩周炎等嚴重得多,而我竟把這個病例忘得一千二凈。由此推想,在“途中”,我治過的人數量還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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