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理論方面。我首先注意到氣功對東方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重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

　　引起我注意到這一點的緣由，是一位朋友向我透露的練功感受。他說，他在一次難得的氣功境界里，體驗到了一種類似性交的快感。這位朋友練氣功的時間并不很長，練功也不是十分刻苦，十分追求，然而他雖不從事文學創作，卻對分辨與描述自己內心情感十分擅長，且有這方面的嗜好。他在向我談及這種體驗之前不久，正從報刊看到一篇文摘，說外國科學家已經發現動物的腦子里存在著一個快樂中樞，向供實驗用的老鼠的快樂中樞注射某種藥物給以刺激，大白鼠就變得異常興奮，竟至忘記了吃喝與睡眠，蹦達不止，直到20來天后因體力衰竭而死去。他認為，這種類似性快感的氣功態的產生，也是刺激了這個快樂中樞的結果。由此可以設想，快樂中樞存在于腦中，平時像一個包著硬殼的核桃，外界給它的刺激需達到一定的強度方能將其打開。這種刺激一般來自我們的感官。從感官得來的刺激通常強度是不夠的，所以需要刺激的積累或增大刺激源的輸出量。除了感官途徑，還有藥物作用途徑，這就是一切迷幻藥、毒品的藥理機制。藥物作用迅捷，刺激程度深，然而它的副作用極大，對人體的戕害程度也非常之深。他認為，他的體驗表明，意念力也同樣能轟開快樂中樞這顆硬核。這種方式雖然得之不易，但是安全可靠，對身體非但沒有傷害，反而能增進健康，甚至返老還童。歷來認為享樂縱欲與健康長壽是一對天然的矛盾，氣功恰恰可能使這對矛盾變成相輔相成的和諧體。所以，他預言古老的氣功將在現代社會里煥發青春，成為現代人自我實現、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一種重要手段。

　　氣功在現代社會中的前景是否真有那么美妙，我不敢像他那樣斷言，但他的體驗與思考，卻給了我這樣一個啟示：倘若一個人練功到了這樣一種境界，能夠隨心所欲地把腦子里的快樂中樞打開，隨時隨地能夠體驗到人間難得的快樂、舒暢、幸福、寧馨，那么，他對外界環境還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我們已經知道，練氣功的人對食物的要求可以降到非常之低，有的基本素食，有的能長時間僅靠野果清泉維持生命，有的甚至可以在一段時間里辟谷。我又聽說有的功夫高深的人可以自動調節體溫，也就是說穿什么衣服、甚至穿不穿衣服都可以無所謂。倘若再加上沒有異性也可以得到性的滿足，沒有任何奢侈的享樂也能得到高度的快感，那么，人的生存需要就降到幾乎等于零了。在這種狀態下生存的人，他自身就是一個近于封閉的自給自足體，客觀環境對他幾乎沒有影響，他又何必要吃吃力力地去影響、改造客觀環境？因此，客體環境與主體人的關系是自然的、和諧的。這種自然與和諧，是一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如果主體達不到這種自給自足，那么，為了生存，他只能向外界環境去強行索取，只能改造自然環境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于是主體人與客觀自然環境的沖突對立就發生了，而且越演越烈。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東西方文化分流的根源。一般都認為，東方文化追求人與環境的協調，而西方文化強調人與環境的斗爭，何以兩種文化會在人與環境的關系這一點上分道揚鑣呢？我讀過丹納的《藝術哲學》。傅雷先生在“譯者序”中介紹說：“在他看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于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這種理論早在18世紀的孟德斯鳩，近至19世紀丹納的前輩圣伯甫，都曾經提到；但到了丹納手中才發展為一個嚴密與完整的學說，并以大量的史實為論證?！庇纱丝梢姡ぜ{的學說在西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運用丹納的觀點來解釋東西方文化的這種分野（倘若這種分野說能站得住腳的話）卻不行。時代且撇開不談，因為東西文化的這種分野似乎從神話傳說時代就存在著了。你看希臘神話中的神與英雄們主要的活動舞臺是戰爭與歷險，而中國神話中的主角從伏羲、女媧到神農、黃帝、堯、舜，主要的活動是在領導人民從事生產、安排生活，甚至教人怎么得道成仙，戰爭（如黃帝之戰蚩尤）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輔助性活動，從來不是作為他們的主要業績來大書特書韻。而且常有這樣的說法，“神農之時，天雨粟”，“蒼頡作書而天雨栗，鬼夜哭”，來說明天與人的感情是相通的。既然這種分野似乎是先天的，時代這一后天的坐標就失去了意義。那么再看環境。我們對遠古時代的人文環境知之甚少，無從比較，只能看自然環境。丹納在自然環境方面強調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對人的心理的影響。如說某國北方寒冷、又多山地、耕作不易，故性剽悍，產生的藝術品也粗獷、強??；而南方氣候溫和，又是平原，收獲頗豐，所以人民性情溫和、快樂，產生的藝術品也明快、柔美。但是，沒有根據說東方民族追求與環境的協調，是因為所處的自然環境本來就比西方來得優越。在西方民族的神話傳說中有滅絕人類的大洪水，在東方民族（印度與中國）的神話傳說中一樣也有。而且，從歷史記載、古跡遺址與出土文物看，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物質文明富庶程度決不會遜于古印度與古中國。于是只剩最后一個因素：人種。但是，按照19世紀歐洲流行的一種理論，古印度人與歐洲的希臘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同屬于“雅利安人”。這樣，人種的根據也不推自倒了。丹納先生的三大原則在這個問題上失靈，從反面增強了我以氣功作為解開這個文化發生學之謎的鑰匙的信心。氣功這種文化現象，在遠古時代的東方民族中，之所以顯得那么重要，是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宗教的形成。在印度，瑜伽術不僅是作為一種健身鍛煉的方式，更是作為一種修煉成神的途徑來認識的。這就決定了婆羅門教及以后的佛教，都以靜心修煉，靠自身的念力使自己超脫塵世作為宗教活動的主要內容，因此，與以向上帝祈禱為宗教活動主要內容的西方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面貌有根本的不同。在中國，從老子的《道德經》與儒家的經典中，都可以看到氣功的深刻影響。天人同構，天人感應，這一最基本的中國古代的世界觀，有理由認為是在大量的氣功實踐基礎上產生的（關于這一點，張榮明先生在《中國古代氣功與先秦哲學》一書中有很翔實的論證。在讀這本書之前，我對它是很有些偏見的。我認為作者也許是為了抬高氣功的地位，牽強附會地到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摘些章句來加以印證。我們中國的文化遺產是那么的豐富，而使用的語言又是那么的模棱兩可，以致幾乎任何學術觀點都能從古紙堆里找到證據。讀了這本書后，我覺得對作者很抱歉。他的態度是很嚴肅的，立論推理都很周密。我不知道別人對他的觀點信服不信服，反正我是信服了）。然而，恰恰在西方民族的文化傳統中，找不到氣功這樣的文化現象。西方宗教文化中有禁欲主義，但禁欲是作為將自身奉獻給上帝的一種苦行來理解的，它是以死后能進入天國，得到上帝的恩寵為報償的。而在東方宗教文化中，修煉并非只是一種苦行，并非只能在來世或彼岸得到報償。相反，它一再提醒修煉的人，在靜修過程中，很快就會進入“恍兮惚兮”飄飄欲仙的自在無礙的心境，很快就能獲得快樂與幸福感，很快就會產生種種特異功能，但你千萬不可沉湎于其中，這樣會妨礙你達到更高更奇妙的境界。有人稱東方文化為“樂感”文化，若依此說，我認為氣功就是這種“樂感”得以產生的自然基礎。這種樂感的基本特征是內心的自由，內心自由的獲得前提是不能“以心為形役”，也就是不能向外界環境提出過多過高的要求。沒有氣功態的經驗作為參照，人是不會自覺地將滿足欲望的途徑從外界轉向內心的。

　　從今天來看，將氣功作為東西方文化分流的根源，至少有兩個問題尚有待探討。第一，練氣功，即使在遠古時代的東方民族中，想來也不會非常普遍，會像吃飯、種地、打獵那么重要，它何以會在集體無意識中積淀下來，世世代代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第二，氣功應該也有個發生的原因，這原因是否可以用人種、環境、時代的因素來加以解釋？若不能解釋，那么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倘若認定它即是最初因，那么根據又是什么？不過，以我的水平，找到氣功這個原因，七拉八扯來加以印證，以求自圓其說，已經是勉為其難了。再要往前追溯，非我之力所能及。況且我還是在“途中”，于匆匆一瞥中能夠獲得這樣美妙的印象，我早已是喜出望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