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標題中所言之“途”，既指一次具體的旅程，又指從1987年春到1989年秋這一段時間。就氣功而言，這個階段給我的印象就像在匆匆的行旅中，已經從家里出發了，但尚未到達風景區。雖然照一些哲人的明智的說法，只要上了路，游覽便開始了，不必等到了風景名勝處才端起架子一本正經地來“嘆為觀止”。但在我輩凡夫的心目里，在途中與到了風景區后的情感、精力投入，畢竟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從黃山歸來后的兩年多時間里，我在氣功方面小心翼翼、三思而行，始終不敢貿然挺進，投入過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影響我的創作。這兩年多里，我的主攻方面是長篇小說《正常人》。對這部作品，我看得比較重。因此，我總有一種怕不能完成，不能活著看到它出版的恐懼。故而對潛在的干擾因素有些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這種心理的陰影下，我預感到氣功可能對之構成一種侵蝕力。這種侵蝕，倒并非因為氣功與創作爭奪時間與精力。誠然，在寫這部長篇時我內心有一種緊迫感，似乎有誰拿著鞭子在背后監工，但在表面上我的創作狀態還是比較放松的。我并不規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寫出多少千字，也不強求自己除了吃飯、睡覺，就只能坐在書桌前。我知道“欲速則不達”以及“磨刀不誤砍柴工”的道理，我更知道放松的心態對我的創作，特別是對《正常人》這部長篇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倘僅僅把氣功視為一種鍛煉方式，在時間與精力上我將對之毫不吝惜。我所畏懼的氣功的侵蝕力指向“斗志”，也就是我的對題材的創作熱情與沖動。自從窗簾一動，我眼中的有序的現象世界遭到顛覆后，我預感到，隨之而來的，將在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層次上引起一系列的“多米諾”效應。這種事情遲早會發生的，而且就我的本性而言，我企盼著、也推動著這種事情的發生。說到我的本性，根據我長期以來對自己內心的審察（這也是我從事小說創作的職業需要），我發現我比同時代同年齡層的一般人，對人生的終極意義要寄予更多的關心與冥想。在現實生活的功利的激流中，我不是一個勁頭十足、競技狀態上佳的游泳健兒，又缺乏“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搏擊精神，常常要爬上岸去休息一會，瞻前顧后，想想一直這么往前游是否值得、是否明智、是否有意義等等貌似深奧玄妙的問題，直到發現一批批的人已經游到前面好遠的地方去了，又發覺自己決不會找到與眾不同的人生蹊徑，才又跳入激流，從眾向前。這種本性，對我所選擇的作家這一行當，倒是較為適合的。一般地說，作家很少是現實生活中的幸運兒，這樣，才逼得他對現實生活、對別人與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種種質疑與挑剔，才能把人人都熟悉的生活寫出一種需要重新審視細細品嘗的陌生感來。然而，我的另一種本性，卻又是我選擇作家這一職業的很大的障礙。我對理性思辨的興趣更甚于對情感的關注。我對一種現象不肯停留在感受到后即全身心地擁有這種感受的狀態中，我總喜歡去窮究現象背后的本質。對我來說，一種現象，只有能對它作出解釋，它才獲得了存在的充分理由，或者說，我對它的存在才感到安心。這種品性，對一個科學家來說，也許是很可貴的，對一個作家來說，則像是患了色盲或視野狹隘癥。綜合上述這兩種我的秉性，我明白我是不會放棄對氣功奧義的探求的。但是，哪怕這種探求將把我整個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又將如何呢？高處不勝寒，要是我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對人生的那么點體驗、感慨，都因之而顯得微不足道、幼稚可笑，或者像佛教說的都是些“顛倒夢想”，倘若我竟然失去了把它們寫下來的熱情與勇氣，那對我來說，損失是太大了。所以，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決定把氣功的事往后拖一拖，先集中精力把長篇小說寫出來，有點類似一個人打算遁入空門前，先了卻塵緣，把家事安排定當的意思。大概因為我這個人本質上是個人中心主義者，所以我想到的是讓我迄今為止的生命有個交待，寫《正常人》就是這樣一種交待。當然，我不是說從l989年秋到現在這兩年的對氣功的探求，已經使我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異，或者說，我已經打算出家了，但是，我以后再投入全部精力、心血去寫的長篇小說，決不會是《正常人》一類的作品，對這一點，我有把握這么說。只是對這樣的小說有多少讀者可能接受，我毫無把握，故而近年內它不會誕生。所以，當時的決定，．雖然從今天看來有些神經過敏，但也不是毫無必要的。

　　我對探求氣功只是延宕，并非與之絕緣。特別是《正常人》第二部初稿出來后，根據有關人士的意見，我決定對之進行大改時，氣功鍛煉就與讀書一起，作為調整心態的兩大措施，被提剄日程的重要位置上。雖然我從事氣功鍛煉的方式還只是打太極拳與推推手而已，但是與過去相比，我更注意太極拳與推手跟氣功之間的內在聯系，也就是有意識地尋找我所發放的“外氣”的來源。這樣，一方面因生性使然，不由自主地對氣功的興趣越來越濃，另一方面，又有意識地克制這種興趣的發展，于是便形成了轉瞬即逝、淺嘗輒止的在途中的感覺。前面已經說了克制這種興趣的理由，下面再詳細說說這種難以壓抑的興趣的自然生長情況。

　　在這個階段里，我對氣功的興趣表現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