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反運動和審干運動結束后的下半年，國家開始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社會政治氣氛一下子變得意想不到的寬松，文學藝術作品的發表也不像過去那樣強調工農兵題材了。人們的心情都顯得從未有過的舒暢，特別是文化知識界。

　　我的心情也舒暢了很多。最讓我高興的是，我在私下里寫的那么多**，似乎也可以拿出去爭取發表了；只是因為我寫的**大都帶有愛情方面的色彩，考慮到我以往在男女關系問題上犯的種種錯誤，尤其是發生在蕓芳身上那件一直隱瞞在心頭的犯法行為，才使我不敢輕舉妄動，幾次想寄出去投稿卻最終下不了這個決心。

　　這期間，我們出版社的文體活動卻蓬蓬勃勃地開展了起來，先是成立了歌詠隊和游泳隊，到后來每逢周末還舉行交誼舞會。當時我們出版社里新分配來了幾位轉業軍人，其中有一位叫張美鳳的女同志，共青團員，年紀大概在二十五六歲上下吧，原是部隊文工團的團員，長得十分活潑開朗，身軀飽滿得像個待嫁的農村新娘，一張紅撲撲的臉上整天都帶著笑。她一來就擔任了工會文體委員，負責全社的文體活動。開始時因為敢于去參加舞會的人太少，她不得不到處動員，結果也動員到了我的頭上。我想這既然是工會舉辦的舞會，去參加一下該不算是行為不端吧，出于好奇，就鼓起勇氣進去看看。

　　當我第一次進入舞會會場，見到男男女女成雙成對地摟抱在一起跳舞的時候，使我非常驚奇。尤其使我驚奇的是，那位曾經一本正經地找我談過話，警告我“在男女關系問題方面必須牢牢記住以往教訓”的保衛干部，竟然也笑容滿面地摟著一個年輕姑娘跳得十分心安理得。他的身體力行終于使我解除了所有的顧慮。

　　張美鳳是舞會的主持人。她不容許舞會上有閑坐著旁觀的人，尤其是男同志，所以我每次去參加她都主動跑來拉我跳舞。我在這方面也許生來就不是一個低能兒，幾場舞跳下來就已經跳出了一點明堂，而且有了很大的興趣。不過我從不會去找那些有政治優越感的女同志跳，要跳就找張美鳳跳，和她跳舞不會使我產生自卑感，也不會產生這樣那樣的顧慮。

　　每次和張美鳳跳舞，她總是夸獎我舞藝進步得很快，說，和我跳舞已經不再是一種負擔。我相信事實也正如此。不久以后，在張美鳳的悉心教導下，我已經跳會了所有的舞步，包括慢四、快三、倫巴和探戈。這樣，不出三個月，我已經成了舞會上的一名臺柱，連那些平時對我避而遠之的女同志有時候也會示意我邀請她們跳舞了。

　　舞會，居然使我在出版社的人際交往中獲得了歷史性的大突破。

　　為此我很感激張美鳳。投桃報李，每次去游泳的時候我就經常找機會教她學習各種游泳姿式。一來二往，我和她便十分熟悉，見到了常常會站下來一起說說笑笑。不過我對她從未有過談情說愛的妄想。她是共青團員，又是入黨培養對象，還聽說在轉業之前就已明確了對象，我哪敢對她產生這種不自量力的非分之念。

　　一天晚上，張美鳳帶領我們這些跳舞積極分子到輕音樂團舉辦的舞會上去跳舞。那里有她原所在部隊里的一個戰友，如今在樂團里擔任小提琴手，也是一個和她一樣熱情大方的年輕女同志。因為舞會上的女舞伴太多，都使我有點應付不過來，為了禮貌只好不停地請她們跳。跳到后來都使我的頭腦有點渾渾然，仿佛喝醉了酒似的，把什么樣的顧慮全都丟到了九霄云外。舞會上播放的又都是我年輕時代曾經聽到過的中外名曲，那富有抒情味的優美旋律更令我神魂顛倒。

　　當然，和我跳得最多的還是張美鳳。也許因為不是在自己的單位里，特別自由自在，我發覺張美鳳也顯得分外熱情洋溢，興趣高昂。這天的天氣已相當暖和，我們都脫去了外衣，只穿著單衣跳，還是跳得全身渾身大汗。就在跳一曲慢四步的時候，張美鳳笑望著我問：

　　“你覺得小李怎么樣？”

　　“你說的是你那位戰友嗎，她很熱情，對人很友好。”

　　“不，我問的是她的長相怎么樣，你覺得夠漂亮嗎？”

　　“這個……”我笑著不再往下說，我怎么能隨便去評論一個陌生女同志長得漂亮不漂亮。

　　“對我說說有什么關系？你太一本正經了！那么，她和我比，你覺得怎么樣？”

　　我沒想到張美鳳會問出這么一句話來，使我更加難以啟齒。或許是因為她當時的目光太專注、太殷切，竟使我一時昏了頭腦，忘了自己的地位和身分，脫口而出地說：

　　“那當然不能和你比。你長得很健美，比她漂亮得多。”

　　張美鳳立即把我的手重重地推了一下：“我和你說正經的，你卻和我開玩笑！不睬你了！”

　　不過她并沒有真的不睬我，反而把身子更加靠近了我一點，小聲說：“想不到你也這么壞，你們男人沒一個是好東西！”

　　時間已經很晚，跳舞的人差不多已經走掉了一半，我們出版社的人也已大都離開。又過了一會，連張美鳳的戰友小李說是臨時有事也告辭走了。我見張美鳳卻絲毫沒有走的意思，當然只好留著陪她繼續跳。

　　這以后，我發覺張美鳳更加肆無忌憚了，一邊跳舞一邊盡和我說著平時從未說過的話。她說，她是上海浦東人，初中畢業后就參軍進了文工團，文工團在部隊里可是一支最受上級首長們關懷愛護的特殊隊伍，尤其是女團員，到哪里都受歡迎，所以她從小就被男人們慣壞了；轉業到了地方，進了出版社，反而很不適應單位里那么多的規章制度和那么復雜的人際關系。“就說跳舞吧，部隊里只要沒有訓練任務，開舞會根本不當一回事；在這里卻成了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冒險行為！你說可笑不可笑？既可笑又可怕！”諸如此類的話，她說了很多很多。

　　舞會是在十二點鐘才宣告結束的。等我們穿上外衣出了門，才知道末班公共汽車已經開走。回家的路很遠，該怎么辦啊？

　　“你不是住在出版社附近嗎，我寄宿的親戚家也在那一帶，同路，走吧。”張美鳳卻顯得毫不在乎。

　　“走去至少得一個鐘頭呢，你能行嗎？”

　　“你別太小看我！在部隊里的時候我們常常訓練夜行軍，得走上一整夜！這點路算得了什么？”

　　于是我們就決定步行回家。

　　在深夜的馬路上和一個年輕女同志肩并肩一起走路，我來上海后還是第一次，心頭又免不得產生了某種顧慮。萬一讓出版社的熟人碰見了，那可不是一件鬧著玩的事。我想盡可能走在前面，但張美鳳卻總是不慌不忙地走在我的身邊，若無其事地和我說說笑笑。

　　好不容易，終于來到了她的親戚家門口，一看，黑黑的房子里已見不到一點燈光。張美鳳按了幾次門鈴，始終不見有人出來開門。

　　“遭了，大概我姑媽見我這么晚沒有回家，以為我已回了浦東。她準是臨時住到她女兒家去了。這倒是一個大難題。”她說著又按了幾次門鈴，還是沒一點動靜。

　　接下來我們只好商量她能到什么地方去過夜的問題。她說，叫她去開旅館，那可不行，她不習慣一個人去住旅館，再說她身邊又不帶任何身份證件。

　　“你不是和你媽媽生活在一起的嗎？你家房子有多大？你媽媽睡的是大床還是小床？”她坦然問，顯然是想到我家去過夜。

　　我沉默了很久，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讓她住到我家去，這可太不避嫌疑了，肯定會遭人議論甚至招致什么大錯誤。但擺在我們面前的已經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要不我就去敲出版社的門，到辦公室去過一夜。這里距離出版社已經不遠。”

　　我想，讓她半夜三更去敲出版社的門要求過夜，等于把我們兩個跳舞跳到半夜的事完全公開了，讓出版社領導知道后肯定會引起他們的注意；還是讓她人不知鬼不覺地到我家去和我媽媽一起睡一夜算了，只要我們不說出去，也許不會有人知道。

　　我終于同意了她原先說的想法。

　　“那當然最好。我本來就這么想。只是打攪了你的媽媽，有點不好意思。我去了，你媽媽不會對我有什么想法吧？”

　　“你說到哪里去了？我媽媽很好，她很了解我的為人；何況你還是一位轉業軍人，共青團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