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權攝，猶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無權守，有尉即無攝尉。權攝官與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虛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為也。職官列表，當以時制定名；守令之表，當題府縣官表，以后貫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于文義固無礙矣；至于今守令表，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名實之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縣官但列知縣，而削丞簿之屬，此何說也？又表有經緯，經緯之法，所謂比其類而合之，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故類之與表，勢不兩立。表則不能為類，類則無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曉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異制，簡編繁重，畫時代以分卷可也。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為經，上書鄉會科年為緯。舉人、進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為名，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為二表，是分類之法，非比類也。且第進士者，必先得舉人。

　　今以進士居前，舉人列后，是于事為倒置，而觀者耳目且為所亂，又胥吏所不為也。凡此謬戾，如王氏鏊，號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于史裁，又浸漬于文人習氣，以表無文義可觀，不復措意，聽一時無識之流，妄為編輯，而不知其貽笑識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

　　至于官署建置，亭樓臺閣，所列前人碑記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敘述創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稱為州，忽稱為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為蘇州，政和五年以后，名為平江路府，終宋之世，無吳郡名。《范志》標題既謬，則志文法度，等于自鄶無譏。王氏不知改易，所謂謬也。

　　又敘自古兵革之事，列為平亂一門，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賦，坊巷風俗，戶驛兵倉，皆數典之目；宦跡流寓，人物列女，皆傳述之體。平亂名篇，既不類于書志數典，亦不等于列傳標人，自當別議記載，務得倫序。否則全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乃不致于不類之譏。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責于此志也。其余文字小疵，編摩偶舛，則更不足深求矣。《蘇志》為世盛稱，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書灤志后家存《灤志》四帙，板刻模糊，脫落顛倒，不可卒讀。蓋乾隆四十七年，主講水平，故灤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屬余撰輯州志，因取舊志視余，即其本也。按《明史。藝文志》，有陳士元《灤州志》十一卷。陳字養吾，湖廣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灤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見《明志》，而史不列傳。《應城縣志》有傳而無書目，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余少僑應城，求其所著，一無所見。聞前知縣江浦金。，盡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尚稱陳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紹歧依例續補，雖十一卷之次，不可復尋，而門類義例，無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會青螺郭公議修《許州志》。公曰：”海內志書，李滄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即為《灤志》。‘“似指陳君原本而言。其書與人，均為當世盛稱，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今觀其書，矯誣迂怪，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文理至此，竟不復可言矣。陳君以博贍稱，而《灤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氏青螺又如此妄贊，不可解矣。

　　其書分四篇：一曰世編，二曰疆里，三曰壤則，四曰建置。世編用編年體，仿《春秋》書法，實為妄誕不根。篇首大書云：“帝嚳氏建九州，我冀分。”傳云：“書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書云：“黃帝逐葷粥。”傳云：“書葷粥何？我邊邵也。”又大書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齊餓死于首陽，封召公奭于燕，我燕分。”此皆陳氏原編，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魯國之書，臣子措辭，義有內外，故稱魯為我，非特別于他國之君。且魯史既以國名，則書中自不便于書國為魯，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縣之世，天下統于一尊，珥筆為州縣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

　　至于公谷傳經，出于經師授受，隱微之旨，難以遽喻，則假問答而闡明之，非史例也。州縣之志，出于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隱義，待已闡明，而自書自解，自問自答，既非優伶演劇，何為作獨對之酬酢乎？且劉氏《史通》，嘗論《晉紀》及《漢晉春秋》，力詆前人摩擬無端，稱我與假設問答，俱在所斥。陳氏號為通博，獨未之窺乎？國史且然，況州縣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紕繆。殷祀周年，兩不相蒙。《洪范》為箕子陳疇，書法變例，非正稱也。陳氏為夷齊之故，而改年稱祀，其下與封召公，同蒙其文，豈將以召公為殷人乎？且夷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非絕粒殉命之謂也。大書識其年歲，不傎甚乎？即此數端，尚待窺其余乎？

　　其世編分目為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興。其稱我朝者，終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題中興者，斷始嘉靖二十九年，實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勝概，曰風俗，曰往跡。壤則之目有七：曰戶口，曰田賦，曰鹽法，曰物產，曰馬政，曰兵政，曰驛傳。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學，曰倉庫，曰鋪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樓閣，曰橋渡，曰秩祀，曰寺觀。而官師人物。科目選舉，俱在編年之內。

　　官師則大書年月，某官某人來任；其人有可稱者，即仿《左傳》之例，注其行實于下。科目則曰，某貢于學，某舉于鄉，某中某傍進士。其有可稱者，亦同官師之例，無則闕之。孝義節烈之得旌者，書于受旌之日。而暗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與夫節孝之婦，貞淑之女，偶不及旌，則無入志之例矣。

　　尤有異者，侯君續陳之志，于明萬歷四十七年，大書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號于下；復大書馮運泰中莊際昌榜進士，又書知州林應聚來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圖，國朝史筆，于書明事，不關于正朔者，并不斥去天啟、崇禎年號。藉曰臣子之義，內本朝而外前明，則既書天命年號于上，事之在前明者，必當加明字以別之；庶使閱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馮運泰乃明之進士，林應聚乃明之知州，隸于本朝年號之下，又無明字以為之區別，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為本朝之科第職官，不亦誣乎？

　　至《灤志》標題，亦甚庸妄。灤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稱《灤志》，則閱題簽者，疑為灤水志矣。然《明。藝文志》以陳士元撰為《灤州志》，則題刪州字，或侯紹岐之所為。要以全書觀之，此等尚屬細事，不足責也。

　　書靈壽縣志后書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書可也；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辭可也。平湖陸氏隴其，理學名儒，何可輕議？然不甚深于史學，所撰《靈壽縣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于文理。則重陸之為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書，以謂志家之所矜式，則耳食矣。余按陸氏《靈壽縣志》十卷：一曰地理，紀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災祥，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人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田賦、藝文分上下卷，祀典、災祥、物產均合于一，則所分卷數，亦無義例者也。其書大率簡略，而田賦獨詳，可謂知所重矣。《敘例》皆云：“土瘠民貧，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土著者不可侈靡爭竟。”尤為仁人愷悌之言。全書大率以是為作書之旨，其用心真不愧于古循良吏矣。

　　篇末以己所陳請于上，有所興廢于其縣者，及與縣人傅維云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志例，則迂錯而無當矣。余懼世人徇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于后。

　　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編年而書，是于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者也。紀事可附地理，則《舜典》可附于《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書事貴于簡而有法，似此依附，簡則簡矣，豈可以為法乎？建置之篇，刪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于坊，其說則迂誕也。人莫重于孔子，人之無藉書志以詳，亦莫如孔子。

　　以為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則闕里之志，可焚毀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為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刪而不載，以謂辟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為辟邪崇正，千百載后，誰復知其為邪而辟之耶？況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于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災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為公所，多遴僧道以為典守，于事大有所賴，往往見于章奏文移，未嘗害干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隘乎？官師選舉，止詳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為斷，已是舊志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志，而刪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

　　方志諸家，于前代帝王后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為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于人物，則修京兆志者，當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殊為不謹嚴也。

　　至于篇末與傅維云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復再辨，而強辭不準于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于正史者，止存其略。”維云則謂“三代以上圣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略。前人史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僖祖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陸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于孔子，文章亦莫過于孔子。《左傳》于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于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

　　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章章于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言》、《系辭》，昭昭于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圣人，不必沾沾稱述于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之本意，因窮于措辦，故為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裁取國史為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為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之享，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詳也，關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于時，惟相定公為郟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附經，其體徑直，非如后史紀傳之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系辭》不入《左傳》，亦為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以不載為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謨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詠文武，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尚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為擬，尤學究壓人故習。試問陸氏修志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邪？

　　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云：“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為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裁入傳。韓非載其《說難》，又豈因其書為世所有而不載耶？文入史傳，與入方志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裁取須嚴；而方志藝文，雖為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既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全而無遺憾，余別有義例，此不復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