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凈。惟總志于古跡中入唐詩數首，為蕪雜耳。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于人，故其為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韓氏則更不可以為志，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入于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于《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為稍優。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并選舉于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系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臨文不諱。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為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確。就使諱之，而自敘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為誰；稱其尊屬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為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三謬也。

　　至于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為篇，簡策不勝，則別自為編，識以甲乙，便稽核耳。后人以繒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為多，故以篇為文之起訖，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為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為卷，不過存古名耳。如累紙不須別自為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為其本自無義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紙六十余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為三卷，于義已無所取。《朝邑》用紙僅十余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為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為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書吳郡志后范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字，曰倉庫，而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跡，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證，曰雜詠，曰雜志。篇首有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時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嘩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莫敢刻，遂藏學宮。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后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徑移屯等類皆未載。

　　于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闕遺，訂其誤偽，而不自別為續焉。“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成、周南厚三人數咨焉，而龔薦所聞于公尤多，異論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載所為書，篇目可考“云云。其為人所推重如此。今學者論宋人方志，亦推羅氏《新安志》與范氏《吳郡志》為稱首，無異辭矣。

　　余諦審之，文筆亦自清簡，后世方志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

　　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間及署中亭臺，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體參差不一律。此則當日志例，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事，此固可無論也。第他事詳邵略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吳邵之舊稱，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且沿革敘入宋代，則云“開寶元年，吳越王改中吳軍為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考史，是時改蘇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接云：“政和三年，升蘇州為平江府。”上無蘇州之文，忽入升州為府，文指亦不明矣。通體采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注所出于本條下，是足為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間亦考訂方音，是矣。徐祐輩九老之會，章祐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為盛事，不當入風俗也。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字，既入縣記，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字，亦失其倫。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附見官字之后，亦非法度。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勝于上，而分注出身與來去年月于下；提舉常平鹽茶，皆大書官階名姓于上，而分注任事年月于下，亦于體例未畫一也。牧守載有名人，而題名反著于后，是倒置矣。官吏不載品制員額，而但取有可傳者，亦為疏略。功曹掾屬，與令長相間雜次，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古跡與祠廟、官宇、園亭、冢墓、宮觀、寺、山、川等，頗相混亂。別出虎丘一門于山之外，不解類例牽連詳略互注之法，則觸手皆荊棘矣。

　　人物不自撰著，裁節史傳，亦纂類之例也。依次編為八卷，不用標目分類，尚為大雅。然如張、顧大族，代有聞人，自宜聚族為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時代亦復間有顛例，不如諸陸之萃合一編，前后不亂。豈今本訛錯，非范氏之原次歟？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縱欲嚴其分別，亦當次于人物之后，別其題品可也。今于人物之后，間以進士題名、土物、宮觀、府郭寺、郊外寺、縣記、冢墓，凡十二卷后，忽出仙事以下三門，遂使物典人事，淆雜不清，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羅極博，證事亦佳。但干將、莫邪、屬鏤之劍，吳鴻、扈稽之鉤，傳記所載一時神物，亦復難以盡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類矣。奇事一卷，異聞三卷，細勘實無分別，考證疏而不至于陋。詩賦雜文，既注各類之下，又取無類可歸者，別為雜詠一門，雖所收不惡，亦頗嫌漫漶無當也。每見近人修志，識力不能裁斷，而又貪奇嗜瑣，不忍割愛，則于卷末編為雜志，或曰余編。蓋緣全志分門，如布算子，無復別識心裁，故于事類有難附者，輒為此卷，以作蛇龍之菹，甚無謂也。今觀范氏志末，亦為雜志，則前輩已先導之。其實所載，皆有門類可歸，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人氏名號之倍筆亂填。蓋宋人詩話家風，大變史文格律，其無當于方志專家，史官繩尺，不待言矣。其所以為世所稱，則以石湖賢而有文，又貴顯于當時。而剪裁筆削，雖不合于史法，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固為矯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為方志之佳，則不確矣。

　　書姑蘇志后王鏊《姑蘇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為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風俗，次戶口，次土產，次田賦，次城池，次坊巷，次鄉都，次橋梁，次官署，次學校，次兵防，次倉場，次驛遞，次壇廟，次寺觀，次第宅，次園池，次古跡，次冢墓，次吳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亂，次宦績，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義、孝友、儒林、文學、卓行、隱逸、薦舉、藝術、雜技、游寓、列女、釋老，凡一十三類；殿以紀異雜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為齊。名宦分卷為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為十，而忠義與孝友合為一卷，儒林與文學合為一卷，倉場與驛遞合為一卷，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總六十卷，亦約略紙幅多寡為之，無義例也。《蘇志》名義不一，即范氏成大以蘇州為《吳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蘇州府志為《姑蘇志》，所謂貴耳而賤目也。然郡縣志乘，古今卒鮮善本。如范氏、王氏之書，雖非史家所取，究于流俗惡爛之中，猶為矯出。今本《蘇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緣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

　　然有荒謬無理，不直一笑，雖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斷不出于是者，如發端之三表是也。

　　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縣為郡邑，其謬不待言矣。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為目，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無論體例不當，即其自標郡邑名目，豈不相矛盾耶？且職官有知縣，而沿革無縣名，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尤可異者，表之為體，縱橫以分經緯，蓋有同年月而異地，或同世次而異支，所謂同經異緯，參差不齊，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

　　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錄，縣之令丞簿尉，橫列為經；而以朝代年月，縱標為緯。后人欲稽蒞任年月，由縱標而得其時世，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或先或后，或在同時，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后，必不同時，則無難列款而書，斷無經緯作表之理。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夫州則蘇州也，國則吳國也，郡則吳郡也，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稱吳國時并無蘇州，稱蘇州時并無吳郡，稱吳郡時并無平江路府；既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則按款羅列，閱者自知。今乃縱橫列表，忽上忽下，毫無義例，是徒亂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顛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權攝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