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常德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爭衡，必得黔中以為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嶠，從此利盡南海者也。后漢嘗移荊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內，千里晏然。隋、唐以來，益為全楚關鍵。

　　五季馬氏既并朗州，而后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蓋北屏荊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為控要之區，不其然歟？我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為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滿洲將軍駐防荊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后雖分湖南、北為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于一。

　　余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愛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霳，悃愊吏也。六條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輯于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詰；百余年之文獻，又邈焉無征；于是請事重修。余謂此能知其大也。雖然，方志遍寰宇矣，賢長吏知政貴有恒，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尚體要，猥蕪雜濫，無譏焉耳。即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于辭采，學士侈其搜羅，而干事之關于經濟，文之出于史裁，則未之議也。

　　會稽章典籍學誠，游于余門，數為余言史事，犁然有當于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為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凡書二十四篇：為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為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為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名姓；為略者一，為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俗志附會古跡，題詠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刪落。其有記序文字，歌詠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為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于史裁，別撰《文征》七卷，自為一書，與志相輔而行。其搜剔之余，畸言脞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為《叢談》一卷。皆不入于志篇。凡此區分類別，所以辨明識職，歸于體要。于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為山鎮，漸、潛、滄浪之為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愛求前跡，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于漢世；李習之、溫簡輿其人，興水利于唐時；因地制宜，隨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考古即以征今，而平日討論，不可以不豫也。蓋政之有恒，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于治者不察也。

　　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為求治理者法焉。

　　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荊州富于《禹貢》《職方》，雄據于三國六朝五季，而沖要巖劇于前明。

　　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于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為重望云。三代畫州，荊域袤延且數千里，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荊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六朝爭劇于蕭梁，五季稱雄于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員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為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為都會。我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于是荊州所部，止于七縣。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沖，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

　　至于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民兵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筑，視昔為重。乾隆戊電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天子南顧疇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蒞，發帑二百萬金，巨工大役，次第興舉。余于是時，奉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詔旨。咨于群公，詢于寮寀，群策材力，幸無隕越。

　　而億兆生靈，皆蒙愷澤，而出于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為后持循；旋以事去。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

　　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于斯志，蓋斤斤乎不茍作也。且《荊志》著于古者，倍他卅邵，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懔有《荊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荊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于群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格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于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于諸考，人物詳于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為主。藝文乃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于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仿選例以輯文征。自云：志師八家《國語》，文征師十五《國風》，各自為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余，瑣事畸盲，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為志余，亦非史法。今乃別為《叢談》一書，巨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昔羅愿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

　　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于典籍，往復商榷，時亦取衷于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敘于卷端。

　　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石首為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

　　趙宋改治調弦，易名建寧。尋遷繡林山左，復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歷明至今，文物聲名，為荊部稱盛。縣志不修，近六十年。舊志疏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余撰輯通志，檄征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為書十篇，以副所征，且請余為之序。

　　余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為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

　　近日為州縣志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詠，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

　　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于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尚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敘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目，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首曰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為綱也。次曰方輿，考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跡，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

　　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隸于司徒，郵驛兵防之隸于司馬，皆《洪范》八政之經也。

　　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受斯傳矣。次曰選舉，辟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征文，一以考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為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征實事，而下以標榜為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為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為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后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為八，亦既綱舉而目張矣。

　　至于序例圖考，寇于篇首，余文剩說，綴于簡末，別為篇次，不入八門。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乃知方志為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為長吏飾儒雅之名也。

　　旦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為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具群山涌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為治。夫撫馭必因形勢，為政必恃綱紀，治韋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于治書，洵有得于體要，后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于書者，果能實見諸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為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為足表聲譽。是則雖為一縣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于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志后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官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為篇敘，高自位置，幾于不讓，而世多稱之。

　　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后人至欲奉為修志楷模，可為幸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志，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為高簡邪？

　　志乃史裁，茍于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于名勝古跡，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為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后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于人物，載后妃于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為家，于一縣乎何有？康氏于人物，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詰矣。方志不當僭列帝王，姑且勿論。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為刪之？以謂后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于歧，文王又遷于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買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宣、懿二祖，何為刪之？后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為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于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后，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為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為蕪為僭，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

　　尤可異者，志為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勿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并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

　　夫輿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范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于列女之傳可也。

　　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后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為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于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于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志》褒貶并施，尚為直道不泯，稍出于流俗耳。

　　書朝邑志后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為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產》，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

　　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于此者。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瞠乎后矣。康為作序，亦極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