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游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啟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后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輶軒實錄，宜詳于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于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于《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詼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持之行于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為戒，不以篇幅廣狹為拘，乃屬善之善耳。

　　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于敘事之文，并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于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仿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后。屋下架屋，斯為多文。自后相沿，制體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則以為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輕，亦不得故恣吊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

　　一，典章宜歸詳悉也。仆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為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茍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

　　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余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于十志尤多。以后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偽《蘇注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后人覺其偽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象傳，又例如耶？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

　　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備體歸于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覯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為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于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為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鑒》，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為銓次，巨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謠；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為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于《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

　　江蘇宋撫軍聘邵毗陵修《明文錄》外，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仆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類及。

　　何如略仿《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證，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為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為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為者，盍乘間為當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于劉向，分匯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為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缺此傳。自范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后史因之，遂為定則。然后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為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即下至施、旦，亦肯附焉。列之為義，可為廣矣。自東漢以后，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為殉烈之烈。于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茍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于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

　　庶婦德之不盡出于節烈，而茍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嘆云。

　　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夫踵事增華，后來易為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刨，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猶天漢視先秦，略已、周則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采三古，而又當創事，故例疏而文約。《文苑》、《文鑒》，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隋，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鑒》之并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志》之兼采《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于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量。讀書者但當采掇大意，以為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來書云：“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為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史特其中一類耳。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問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擬之。若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蕭唐諸選，削趾適履，求其一得符合。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而家書悉裁為八股式否？東西兩京文字，入選寥寥，而班、范兩史排纂，遂為定本。惟李陵塞外一書，班史不載，便近齊梁小兒。果選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選之不逮乎？編年有《綱目》，紀傳有廿一史，歷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復思配以文選，連床架屋，豈為風云月露之辭，可以補柱下之藏耶？選事仿于六朝，而史體亦壞于是，選之無裨于史明矣。考鏡古今，論列得失，在乎卓犖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婦嘆，均可觀采，豈皆與史等哉？昔人稱杜甫詩史，而楊萬里駁之，以為《詩經》果可兼《尚書》否？兄觀書素卓犖，而今言猶似牽于訓詁然者，仆竊不喜。或有不然，速賜裁示！”惠書甚華而能辨，所賜于仆，豈淺鮮哉！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虛，故敢以書報。文章一道，體制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雜出，惟用所適，豈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

　　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于中占其一類，則類將不勝其繁。《伯夷》、《屈原》諸傳，夾敘夾議；而《莊周》、《列子》之書，又多假敘事以行文。兄以選例不可一概，則此等文字，將何以畫分乎？經史子集，久列四庫，其原始亦非遠。試論六藝之初，則經目本無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律令會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余四者，均隸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為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遽不得與于是選也。《詩》亡而后《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土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于是中者，如《鴟梟》之于《金滕》，《乘舟》之于《左傳》之類；其出于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范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其人，裁為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跡，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體壞于六朝，自是風氣日下，非關《文選》。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于史中，顧斤斤畫文于史外，其見尚可謂之卓革否？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故駁詩史之說。

　　以兄之卓見而惑之，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