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眾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夢。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毫州志人物表例議下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于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為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為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青，刪略事實，總擷大意，約略方幅，區(qū)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翦裁。至于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于自鄶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托高古，或仿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為痼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者，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舍，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

　　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于人物，于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jié)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于傳刪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jié)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于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于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茍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跡，日詳于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于鄉(xiāng)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jié)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范，可以為經要矣。而《周官》器數(shù)，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為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為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為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為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于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為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廠為十志；后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為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于《爾雅》”，非其質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fā)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數(shù)，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shù)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shù)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

　　《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疊幾，難窺統(tǒng)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為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chuàng)始，略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shù)，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馬、班豈不知名數(shù)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于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群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shù)，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薄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后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可咨于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為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shù)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shù)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伺史力尚能存度數(shù)哉？

　　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于唐，而史法亦莫具于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于典章制度，不可求全于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并仿《周官》六典，包羅典章，巨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跡，紀傳可詳，制度名數(shù)，書志難于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于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后徐氏更為《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為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于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為典要，既已如彼，后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并接源流。奕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shù)，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平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力加詳耳；其于器物名數(shù)，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茍存于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為墨瀋也。故為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shù)，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guī)，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掌故之原，始于官《禮》。百官具于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shù)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

　　曰：部寺卿監(jiān)之志，即掌故也；擬于《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于周制，猶晉《乘》、楚《梼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于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

　　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于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為也。然簿書案牘，頒于功令，守于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于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于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為掌故，則胥史優(yōu)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

　　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并省事跡，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于事文間，斯乃有關于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為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