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篇二（7）

　　今采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為其官府文書，近于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后一以年月為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征實敘錄征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云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為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于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并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裒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鑒》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征史裁，由于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證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于敘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余，數典為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

　　記事之源，出于《春秋》，而數典之源，本平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后，若班氏《白虎通義》、應氏《風俗通義》、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于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為考辨，著為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于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后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征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里，故采錄校別體為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仿佛者，正以詳略互存，且以見列傳采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后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為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征事得實也；仍于篇后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敘錄論說之文，其源出于《論語》。鄭氏《易》云：“云雷屯，君子以經綸。

　　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為典謨訓浩；當其未用，則為論撰說議。圣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于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于書，而非有意為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于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于古人。

　　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后匯觀，竟成復沓。

　　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于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詠嘆，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弈》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為說部之札記，則宋人有志于學，而為反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余，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札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一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千古人也。

　　詩賦敘錄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于司樂，篇什敘于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

　　于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后，雖云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于詩賦，能不墜于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為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后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

　　至于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于詩，于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于后；以致蕭《選》以下，奉為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為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后世總集之異于別集。詩歌一門，自為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象，門類既分為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后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于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后人所為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證，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并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班固《古今人表》，為世詬詈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為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跡，但畫西京為界也。是以《地理》及于《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圣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余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為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橫列為經；而以年代先后標著上方，以為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為人詬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于眾毀之余，而無有精史裁者，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為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為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為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為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為《繹史》而作，則亦未為知類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跡，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于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既為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于排纂，亦其勢也。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略異同。列傳裁斷所余，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致譏掛漏，詳者被謗偏徇，即后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于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毫州志人物表例議中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征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于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為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為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紀》。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為叢詬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

　　夫《春秋》《公子》《謚族》諸譜，杜預等。《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等。

　　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

　　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于陳壽，而范、沈、姚、李諸家，咸短于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范、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于范、沈諸書，年表何救于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

　　而人表方為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為決斷，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于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于固，未為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于簿書記注，或得之于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為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后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眾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