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外篇二（6）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后代史家亦有見及于此者乎？答曰：后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刨之，大率近于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矣。陳壽《蜀志》。

　　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于搜訪，因于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于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后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跋于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廁于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于盈寸之節略，排纂比次，略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偶之辭，間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托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并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于近代之人，開送事跡，俱為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為別裁閉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為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后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匯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于呂覽、虞卿、鐸椒、左丘明諸家所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即虞、呂、鐸、左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范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為重，于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為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于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著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土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后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恩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跡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于《世本》、《國策》，固書之資于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廠、裴骃之注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后，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后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跡，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為編，家各為說。不為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為家學，一人特撰為名家。而集眾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

　　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敝?，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為草創規條，孰為潤色文采，不為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征，或于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于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于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為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甕，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復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后起之書，易于攻摘。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后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

　　新、舊二本，雜陳于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特擇，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夫索綏《前涼春秋》。端資邊瀏。瀏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于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于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于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

　　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目，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并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于難傳之中，而為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為后人例也。

　　永清縣志文征序例《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略、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征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為奏議、征實、論說、詩賦，各為一卷，總四卷。卷為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即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即有專家之言。

　　未有博采諸家，匯輯眾體，如后世文選之所為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尚，采掇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于治道，《宋文之鑒》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為史翼，《元文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語》，以及晉乘、楚梼杌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為一體，入于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敘，故事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后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托，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于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鑒》、《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為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為厘正，別具《文征》；仍于詩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觀覽，疑者閱之。聊于敘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敘錄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于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后代撰輯諸家，奉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于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于詩前；騷為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后；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鑒》，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為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尚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者，裁入書志之篇；其關于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于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為表里者也。前人編《漢魏尚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巨，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于累朝制度之外，別為禮議二十余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跡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為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征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