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為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于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于史裁也；一則廁于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為系說命名，厘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為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茍為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欲望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況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略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釋名》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地理之求經緯尚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即楮幅之廣狹，為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于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為經，而以縣鄉村落為緯，使后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后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官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為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系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為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宮室異宜，學者求于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

　　城邑衙廨，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為慎著其圖，則后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后，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后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于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檐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后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為古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檐，分寸不可逾也。

　　有形之物，如鑒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于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跡，則古跡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為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噰。命名庸陋，構意勉強，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強葉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為題詠，喜竟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史遷為《河渠書》，班固為《溝洫志》，蓋以地理為經，而水道為緯。

　　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于《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為，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為，專隸于匠人也。不識四尺為洫，倍洫為溝，果有當于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矣。

　　河為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目《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于江、淮、汶、泗之水，故為獨蒙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制，而其目亦為《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為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于飲水而忘其源矣。

　　《水經》稱諸水，無以河字作統名者。夫以一瀆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為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入志，稱為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圣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為河渠，是固宜矣。然減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略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為書志，而不繪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了然于目，乃可豁然于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以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為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為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后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即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為經，而開方計里，著為定法，河形之變易，即于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志為一縣而作，水之不隸于永清者，亦總于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里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于永清，而不復及于全河之形勢，是主賓輕重之義。濱河州縣，皆仿是而為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后史因之，而詳略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于《爾雅》。波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為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制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系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

　　字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

　　而牛弘、劉昫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為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于《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為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為綱領，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

　　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為典則。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于其極，則立官建制，圣人且不以天下為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為詳略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為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于司馬，略示區分。抑揚詠嘆，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似一概繩也。后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后，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

　　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于是，治法莫備于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為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為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于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為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于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