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史之有紀，肇于《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看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于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系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于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后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于《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

　　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轂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

　　其定名則仿《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并十志而題為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于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于文義，乃可為之耳。至于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

　　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于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為輕，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為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

　　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于師《春秋》者矣。至于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抬遺，存一方之抵奉，所謂循堂檻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于慎輯詳志，無所取于《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于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于《尚書》；王言如絲，出于《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據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浩亦為玉言，此則拘于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

　　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為朕，所言亦可稱浩。后世尊稱，既定于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敕天之歌，載于謨典；而后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于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于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于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于義較為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通、賑恤，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御制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詔諭之后，以志云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為《尚書》之屬，事為《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于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后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家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里，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即謂法備于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后，細為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后《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為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歷》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

　　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玄首以為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為春秋考紀，意可知矣。

　　自班、馬而后，列史相仍，皆以紀為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于《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即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

　　如人君行跡，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證，篇終斷其大略；其余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為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于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為事目。于義愜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于后妃列傳之上。

　　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即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

　　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即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后。如鄭氏《易》之以《象傳》、《綠辭》附于本卦之后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職官選舉，入于方志，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志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為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為志，斯則迂疏而寡當者矣。夫史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仿《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為志，不亦宜乎！至于方志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于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后，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于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后。其有時事后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為究竟，虛占篇幅，不知所裁。

　　不識何故而好為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志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于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為附依，此永州鐵爐之步，所以致慨于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于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為星歷一家之用也。劉向以譜與歷合為一家，歸于術數。而司馬遷之稱周譜，則非術數之書也。疑古人于累計之法，多用譜體。班固《百官公卿表》，敘例全為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為經，而以漢表之法為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見矣。

　　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于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氏始多其籍；司烏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于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來，州縣志書，往往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為厘正者也。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于三公宰輔，與州縣方志，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為經，首行官階為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不精，而徒爭于記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后，所以書繁而事闕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畫于丞弼。非為古書事簡，而后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于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于執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并注首篇；相國、丞相、奉常、太常之類。或以官聯，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茍為統部列表，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為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為一格。其余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于無例可通，況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為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于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于金石紀載，他有所證，而補收于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于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于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后意云爾。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選舉之表，即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即見于用，用人即見于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辟署，事亦見于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累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于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為史志之專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