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眾多的花籃之中最蹩腳的一個……

　　可以說，這是送到了這間病房中來的眾多的花籃之中最蹩腳的一個，制工粗糙的籃底上稀稀拉拉地插著幾朵白菊、黃菊和某類不知名的廉價花。兩條織錦的綢帶倒挺漂亮，大紅色的，下端剪開了魚尾狀的缺口，就像在婚宴上伴郎、伴娘佩帶的那一類。飄帶的上聯(lián)寫著“李老先生身體健康”，飄帶的下聯(lián)是“李老先生萬壽無疆”。下面還有一行小字“世侄楊重友敬祝”。

　　“他是誰？”父親的眼睛望著兒子。

　　“我的一位朋友。”

　　“大陸剛來的吧？”一絲不能稱為笑容的笑容在父親蠟黃的臉上褶皺出來，這是一瞥令人見了更心酸的笑容，因為這只能算是一個皮、肉、骨三脫離的表情動作。

　　“也不是……”

　　“他有心，代……代我謝他……謝他……”他艱難地表達完成他的意思，又閉上了眼睛。

　　正之將花籃擺回了長柜上，隨手把籃邊上插豎著的一片小紙拔出來，這是一份表示送花者身分的名片。它的紙質(zhì)和印刷都很講究，而且是雙疊式的。正之翻開名片，不下七、八個讀起來不太順口的頭銜，使正之眼花繚亂，除了××集團董事長、××公司總經(jīng)理、××總裁、××主席以外還有一條頗令正之印象深刻的職務：美、英、法、日、意聯(lián)合投資公司駐港總代表。

　　但所有這些并不是正之感興趣的內(nèi)容，他將名片翻到背面去，在那里他才發(fā)現(xiàn)楊重友的辦公地址，那是太古城的一個住宅單位，下面是電掛、電傳和電話號碼。

　　正之對照著卡片上的數(shù)字，一個號碼，一個號碼地撥了一只電話出去。

　　“HELLO！——”聽筒中傳來的是一個女人聲音。但她說的竟是英語！正之的腦子一下子轉(zhuǎn)不過彎來，他不知道該用什么語言來回答對方？而更重要的是，他認為自己可能是打錯了電話。

　　在混亂中，正之本能地向著話筒說著：“EXCUSEME，……（對不起，……）”

　　但立即，聽話筒中的語言就改變了：“喂！喂！喂！你揾邊一位啊？”幾乎完全是上海音的廣東話，正之向自己扮出了一個微笑，至少，他知道他沒有打錯電話。

　　“請問楊先生，楊重友先生，在不在？”正之用純粹的滬語來對抗她。

　　“揾楊董事長，有何貴干啊？”但對方堅持著蹩腳透頂?shù)膹V東話。

　　“我是伊個朋友，我叫李正之。”

　　“李正之？”對方沉吟了片刻，“請問是啊里一位‘李正之’？”或者對方的意思是要暗示：在他們社會關系的名錄中至少有一打以上的李正之，但令正之感到如釋重負的是：至少她已開始說起上海話來。半生不熟，令人豎汗毛的廣東話，使正之有一種踩鋼絲的提心吊膽感。

　　“啊里一位‘李正之’？我勿曉得儂要我如何來解釋。——楊重友到底在不在啊？”

　　“哋能啊……口固么請儂等一等啦，讓我替儂把電話接進董事長辦公室去……”

　　電話筒中并不能聽到轉(zhuǎn)分機的聲音，隔了足足有分把鐘，一個音色渾厚的男人的聲音才從電話線的彼端傳來，這是老楊拖長了音調(diào)的說話：“喂——”

　　“老楊嗎？我是正之，李正之啊！”

　　“噢，是正之啊？儂好！儂好！——對了，花籃收到了口伐？”

　　“就是為花籃專門打電話來謝謝你的。”

　　“哪能？靈光①口伐？老太爺歡喜口伐？”

　　“我父親的病很重，連睜眼看東西都困難，所以暫時無法欣賞你的禮品。”正之只能這樣說。

　　“噢……”是一種泄氣性質(zhì)的語調(diào)。只是正之并不知道他是為花籃的事而感到失望呢，還是為李正之父親的病情難過？

　　正之覺得最好轉(zhuǎn)一個話題：“剛剛是啥人接的電話？又問長又問短地——你的女秘書嗎？”

　　“噢，對勿起！對勿起！勿曉得是儂么，伊以為又是那班上海外貿(mào)考察團個人呢！……其實還不是啥個女秘書，伊是我老婆咳！”

　　“啊！原來是尊夫人啊，失禮！失禮！她來香港有多久了？”

　　“我也忘記多久了，總之已很長。再過個把月就可以拿到回鄉(xiāng)證了。伊真是身手不凡，現(xiàn)在是阿拉公司個公關主任。樣樣事體獨當一面，照香港人個閑話來講，哋個是叫女強人了，嘿！嘿！女強人……”

　　正之沒有心思，也沒有心情再聽下去，他說：“我還有很多事要去辦，你若有空，請到我這里來坐坐，我的公司就在你住的那幢樓對面平臺上，有一家叫‘維也納琴行’的……”

　　“我曉得！我曉得！原來那家琴行就是你的啊？我真有眼不識泰山啦……我要來個，我一定來，儂勿叫我來，我也要來，因為我還有好幾筆大生意要與你談呢：廣州造酒店，上海合資辦汽車廠，哪能？儂有興趣口伐？合同包嘞我身上！……”

　　“等見了面再說吧，老楊，實在不好意思，我趕著去辦事……再會！”

　　“再會。”

　　正之擱下話筒，他向病床望了一眼，父親仍然保持著那個直挺挺的睡姿。天色已經(jīng)黑下來，幽暗在不知不覺中溜進了病房里，正之看不清父親的臉。一種強烈的悲戚感猛烈地襲到他的心頭上。他走進內(nèi)客廳中，那兒默然然地正坐著與他朝夕相處的親人們，母親和秀姑都將頭歪靠在沙發(fā)背墊上；樂美無言地望著他，小天眉已伏在她母親的肩上睡著了，一雙小小的臂膀還緊緊地摟著樂美的脖子。正之走到一長排玻璃窗前，他拉動繩環(huán)，看著兩半巨幅的窗簾如何慢慢地向中間靠攏過來。然后，他扭亮了吊燈，戴著白乳罩的篷頂燈立即使整個面積都沉浸到一片柔和的光亮中。他又走回到外病室中，一動也不動地站定在那兒，凝視著父親的那面在黃色的燈光下顯得更加可怕，蠟色化了的臉，他覺得自己心中膨脹著一種愛，一種高濃度，高溫度下發(fā)酸、發(fā)酵著的愛。

　　“樂美，”他向著客廳里輕輕地喚叫著，“我們得走了，還得去店里再看一看……”

　　“爸爸他……”樂美抱著孩子走出來。

　　“讓他睡吧，睡一會兒或者又會好一些。”應該說，這是一句編出來騙自己的話，但他的心需要被騙。

　　當電話鈴像警鐘似地驟然響起來時，抱著小孩的他倆正準備開門離去。兩顆在沉郁中晃蕩不定的心驀地收縮起來，四只眼睛下意識地朝病床上的父親掃過去，他仍閉眼躺在那里，直挺挺的，沒有絲毫反應。即使有電話，又與父親有什么關系呢？于是四只眼睛再一同向著開始響起第二輪喚人鈴聲的電話機望去。正之一步跨了過去，提起聽筒。

　　“喂……！”不知怎么地，他的嘴唇緊張得止不住地顫抖。

　　“喂，”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成熟，而且豐美。

　　誰？——這是誰的聲音？從他心田深處噴涌上來的是一具形象，一具曾令他心醉又令他心碎的形象；是一個名字，一個曾令他渴望而又卻步的名字。他的臉不由得漲紅起來，握話筒的手開始震顫，他向站在門邊的樂美望了一眼，她正望著他。

　　“喂！喂！”話筒中的聲音變得急躁起來，“我要找李正之先生，他在這里嗎？”

　　“我是……”

　　“噢，你是正之啊……”一段無聲的停頓，對方并沒有介紹自己。“我去電話你公司，你的秘書給了我這只電話，這是哪兒啊？”

　　“醫(yī)院。”

　　“醫(yī)院？”

　　“我爸爸病了，他……病了。”

　　“哦！……”并沒有沿著這個題目進一步追問，“有點事，我想與你單獨談一次，行嗎？”

　　“行……行……”他的目光向門口斜橫去，樂美仍站在那里，“我會打電話給你的。”

　　“那好吧。”

　　“再見。”

　　“再見……你好嗎，正之？還有樂美，她也好嗎？”

　　“我們都很好。你呢？你也好吧？”

　　“好……再見。”

　　“再見。”

　　正之輕輕地擱下了話筒，他微低著頭向樂美站著的地點走回去。

　　“誰的電話？”樂美用眼睛望著他。

　　“一個……一個朋友。”

　　樂美開始拉開門來，在他踏入走廊之前一刻，他仍朝病床上直挺挺的父親投去了最后一眼。但他的心里卻有一只強大的擴音器在一浪高似一浪地吼叫著：曉冬！曉冬！她是——曉冬！！

　　曉冬仍住在云景道的那幢大廈的那個面海的單位中。

　　還是一架黑體高背的YAMAHA鋼琴臨窗而立。

　　仍然是在金暉夕照時分的那曲《〈北風吹〉狂想曲》。

　　所不同的是：她租的已不是一個單間，業(yè)主去美國移民了，而她將全層單位包租了下來。所不同的是：《北風吹》的旋律奏得更加深沉憂郁，更加富有思索性，色彩更加豐滿，技巧更加輝煌。

　　所不同的是：她不再是孤居獨住了，她的母親已從上海申請了出來，至少，在一天教琴工作完成后的晚上，母女倆能坐在寬闊的窗臺前，沏上一壺茶或者煮上一杯濃濃的咖啡，遙望著對岸璀璨神奇的九龍半島，敘敘家常，談談感受。

　　只是有一條界線之后的地帶是絕對的禁區(qū)，這是有關她的婚姻，無論章母企圖從哪一個方向去突破，都不曾成功過。

　　除了那一點之外，曉冬家的一切可以說已完全改觀了。

　　曉冬早已不在那家制衣廠中拿外包活計來家干了，——連那部她曾靠著它鎖鈕孔補家用的衣車也被她在一次的大清理中抬到了大廈的垃圾房中去了，在寸金地的香港，人們從沒有長期保留一件不使用的物品的習慣。從星期一到星期六，她的教程表中，學生的姓名填得密密麻麻，而且還不斷地有新學生被介紹上門來。在精力和時間不再能允許的前提下，她寧愿婉言謝絕，也不會粗制濫造地教一個學生。自己是怎么學過來的，現(xiàn)在她也力求怎么去要求別人。

　　凡是她教出來的學生，皇家音樂考試的合格率幾乎高達百分之百，而且成績都極為優(yōu)異，這是她從教學這一件工作中獲得的滿足感。但無論如何，她不得不承認：教學生是一樁十分枯燥、沉悶的事，只覺得面孔一張被另一張地置換去了，而她卻老坐在那個位置上，聽著那幾首快讓耳朵聽出老繭來的曲調(diào)，看著那些手指在鍵盤上生硬地擺動和觸按。

　　可能是一種偏見，但也可能是事實，她總覺得香港的學生遠不能與上海的相比。在這里，一個學生能將節(jié)奏與音符準確地捏合在一塊已經(jīng)是一個很能令人滿意的結果了；而在上海，對有才華的學生的要求是先將旋律吞咽進肚里，溶進感情的溶液中，然后再奔流出來。或者，這與教師的觀念多少也有些關系：這里的音樂教師看都看在那張“紅衫魚”（即一百元錢幣的紅面鈔）的份上，而在他們那個時代的上海，雖然大家都沒有什么錢，但幾乎所有的教師都會拒收那些他們認為是“朽木不可雕”的門生。

　　別的倒沒有啥，她最擔心的是：長年累月地去辨別那些沒有樂感的音符的正誤，會令自己失去那種對于樂曲理解和演繹的微妙的敏銳性，和一氣呵成的連貫性。于是除了每天那段《北風吹》的黃昏以外，她還鐵定了從星期六下午到星期天的晚上是教學的真空區(qū)間，她需要在這段時間內(nèi)練琴。她擔任了一家芭蕾舞學校的鋼琴伴奏老師，在每星期六的下午，她都要搭巴士，然后換小巴繞到港島南面的淺水灣去。但她很樂意那樣做，當小巴在山坡公路上輕快地盤旋時，她總喜歡將頭微微地探出窗外海風吹拂著她長長的秀發(fā)，她愛在這詩一般的柔風中梳理自己的思想。

　　有時候音樂界熟悉她的朋友會推薦她去擔任某位單身來港演出的歌唱家或者提琴家的鋼琴伴奏員。通常，這都是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晚上，而這也是她最愿意去承擔的差使。不僅是因為這使她能有機會與音樂界的行家們合作，重新去接近、探索真正的音樂，更重要的是：這令她能回憶起上海，在那間長條柚木地板，高大雕花門的公寓套間中的那臺披著白婚紗的STRAUSS鋼琴的邊上，她與架著提琴的正之和樂美度過的那些當時是真真實實，而現(xiàn)在卻只像夢煙一般的時光，一種沉甸甸的憂傷感充斥在她的心房中，她覺得自己的心正在悄悄地淌淚。但她認定這是一種幸福，一種缺少了提琴那一層與她對答似的聲部便不可能享受得到的幸福。所以即使在舞臺上，在強烈的射燈光下，她都能極之投入。因為在她的意識中，她早已把那個與她合作的音樂家換成了另外一個人。

　　有一次，在香港大會堂的演奏廳中，她與一位從美國來的小提琴家合作。當節(jié)目單上的曲目已經(jīng)演奏完畢，而臺下的鼓掌聲仍不肯罷休時，他倆又一前一后地從幕后走到了臺前。但糟糕的是：曉冬竟沒有能來得及問清應該怎么辦，她見到獨奏者已將提琴夾托上了肩膀，曉冬只得在琴凳上坐了下來。譜架上豎著一厚疊譜，她緊張地望著提琴手，她不知道他會拉哪一首曲調(diào)。假如他要拉的是節(jié)目單以外的任何一首小品的話，所依靠的只能是他倆的舞臺經(jīng)驗和高度的默契能力。

　　曉冬見到他將琴頭向著左前方高高地翹起來，他的左手移到了差不多是第三把的位置上，不知怎么地，一種預感的震蕩力使曉冬的心“怦怦”地亂跳起來。提琴家的手指在弦板上的一個蜻蜓點水般的滑行動作，一串由泛音組成的，效果奇特的音符便立即破鏡而出。就像一束電流通過曉冬的脊梁，她整個人都不由自主地從琴凳上彈跳起來。不是別的，正是德拉德的《紀念曲》——在那個深如刀痕般地刻入她記憶中的黃昏，在上海，在那方連氣息都可以背誦得出來的公寓客廳中，這正是她與他合作的最后一首作品。她懷著無限情絲的手撫摸上了像貝齒一樣潔白的鍵盤上，伴奏部開始涌流出來，無隙無縫地依托著小提琴的泛舟浮帆。她并沒有伴奏譜，但她也并不需要譜，連她自己都鬧不清楚，為什么音符會一個個地從她黑洞洞的記憶深處準確及時地跳出來。愛，深深的愛，有時還夾雜著一種不可被捉摸的怨恨溶進了她的琴聲中。她彈奏得自然，流暢，成熟極了，甚至她還會在樂曲的過門處插入一段小小的全世界任何譜版上都不曾出現(xiàn)過的花奏，這是一種完全屬于她個人風格的，即興式的創(chuàng)作。這也是只有當她完全投入了音樂的意境中時才會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她的《北風吹》就是如此，一年更比一年地宏豐，完美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