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之的父親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清瘦、斯文、中等身材。他的顴骨高聳起，一丘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鼻子，一副西德制的“RODENSTOCK”寬邊鏡架擱在他的鼻梁上。兩只具有穿透力的眼睛總喜歡在那兩片呈青藍色隱光的鏡片后對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投上一瞥略帶有一絲不信任的眼光。是的，不輕信是他的性格，也是他在漫長的人生中悟出來的經驗。除了與他朝夕相處的家人之外，很少有人能從他的臉上捕捉到任何喜、怒、哀、樂表情的行跡。他總是這樣的：客人進門時是謙而不恭，熱而不烈的迎接；握手之后便是向訪客伸手示意的請坐動作。然后是傭人的出現，送上茶水。他習慣在這個時候保持沉默——即使客人在向他說些什么，他也只是用微笑與點頭表示回答——只有等傭人退下了，沙發前的擺幾上的茶水杯正騰騰地冒著熱氣，而主賓又相對默坐了約有分把鐘之后，他方覺得開口說話的氣氛剛剛成熟。通常先是寒暄式的問侯，再是有關天氣、政治、金融和市場走勢的泛泛之談。當然，說話遲早會觸及到主題——在香港，很少人會有“無事登上三寶殿”來作閑談的工夫，他知道這一點，來訪者也知道他知道這一點——無論是對他有所要求，或對他有所提議，是真誠的或是誘騙的，而最多時是兩者兼有的；說純粹點是對他有利的（這是跑街們最常用的說服人的理由），還是說為了他好，而同時也可以為別人著想的；他都一律照聽不拒，卻不下結論。即使有結論，也只是模棱兩可的。再大的誘惑都不能使他心動，再瑰麗的詞句對他都是耳邊的風聲。在香港，他有他做人的原則，他有他生活與經商的宗旨。他不想去貪不應是他得到的東西。假如，香港是一片狂暴的海洋，他卻只愿是一條魚，游行在墨藍的水面下，避開風尖浪刃。他不想做一只在水面顛簸搖擺的大船，貌似巨大卻隨時會有被撕成碎片的危險。多數的來客都了解他的性格，但他們仍然會在有必要時登門拜訪。這是香港商人必須要磨練出來的一種本領：面皮要厚，嘴巴要油，自尊心要有屈挺的韌性。一席談話通常不會超過半小時，當賓客起身告辭時，他很少會有挽留之詞，但他卻會說些諸如“多謝光臨寒舍”之類的用語。又是那種熱而不烈，謙而不恭的笑容，出現在他的臉上，然后便是步塵其后的送客。無論是對于他心目之中重要、或者是不重要的客人，他送客的最后一條限線都是在電梯口上，他會向電梯箱內的正要離開的來訪者微笑著，二、三次謙遜地微微欠腰，電梯門便關上了。他向自己寓所的門走回去，而到那時，他的臉部通常已恢復了無表情的平靜。

　　他經營著一家進出口行，與臺灣、美國以及其它東南亞地區進行著有限度的，卻是長期正規的貿易業務。他的多數生意的對方都是本家親戚或者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這都是些在他青、壯年時代就建立起來的關系，那時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在上海主辦一家會計事務所。當時的他的顧客和拍檔，凡能及時離開中國大陸的，多數都在臺灣或海外做著很成功的生意，而也只有他們，才能彼此間互相信任。他是這批人中最后從大陸出來的一個，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之前的事了。他在香港定居了下來，但在這里生活的二十年間，他再沒有能找到一個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也不想再找，但令他悲哀的是，他的那些舊朋友都正年漸一年地稀少下去。每當他又收多了一封訃告通知信時，他都會淚汪汪地坐在他的那張寫字臺前，手中握著來信，向著墻壁呆望上幾個小時，最后終于會長嘆一聲出來說：“老了，到時候了，歲月不饒人哪！”

　　其實，他本人也患著嚴重的哮喘病，幾級上步的樓梯就能使他氣喘不已，扶桿捂胸足足十來分鐘，他才會從似乎要窒息的邊緣復活過來。這一種于四十年前在上海的寒冬里開始纏繞上身的疾病，隨著年歲的增加而愈發構成了對他的生命的威脅。由哮喘引起了肺氣腫，再由肺氣腫導致了心臟病。

　　于是，他才不得不放棄那個多少年來養成的、每天早晨總是在九點差十分鐘的那一時刻踏進他的那方設立在中環一幢大廈里的寫字間門檻的習慣。然后他便會入坐他的那間經理室，面朝大門，隔著玻璃落地長窗，親眼看著一個接一個職員怎樣進入到他們的工作崗位上。凡是自以為乖巧機靈，見貌辨色的人在他那里都待不長。他歡喜的是那些忠誠而勤奮的下屬。在香港，很難找到一個聰穎和忠誠的兼有者，他的原則是確保后者，寧舍前者。別人說，這是他的事業不能轟轟烈烈大展拳腳的原因，而他則認定，這正是他的那棵生意的彎松曲柏能扎根在巖石的隙縫間，挺風傲霜這么多年而不倒的道理。待人員都到齊了，而且大家也開始了在打字機和電話機旁的日常工作后，他才會倒上一杯紅茶，打開那早在臺面上等待他的一大疊的中英文報紙，任何政經與市場的消息和動向的細節他都不會忽略，在他起身倒第二杯茶之時，也是他合上報紙準備進行他第二輪工作的時候，通常時間不會超過十點半。一個接一個的電話從他那里撥打出去，有打去股票市場的，有打去銀行的，有打去船務公司的，也有直接撥往美國或臺灣的長途。除非有特殊的應酬，連午飯他也不愿離開他的那間經理室。男女職員們都一哄而散地去茶樓或餐廳享受中午的一小時松弛，他卻留在那里孤獨地吃著那份由包飯公司給他送上來的午餐。當午餐的茶碟被收去之后，他便會抽出那部永遠陪伴他左右的《論語》線裝本來，摘下眼鏡，讀讀想想，圈圈點點，直到墻上的時鐘敲打了兩下，陸續回來的職員們已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定，重新開始了工作。有待處理的大堆的中英信件和電傳文本，來自于銀行、會計師、律師和政府部門的多類文件很快地把那留在下午的三個工作小時消耗完。當時鐘的指針對準在“五”字與“十二”字上時，在他臺面上的那方“IN”（進入）的文件架上仍會留著大疊的紙稿未被觸動，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老了，日漸衰弱下去的體況，愈來愈不能集中的精神，使他的工作效率每況愈下。

　　終于，到了一年多前的某一日，他決定咬牙切斷那不切斷已不再可能延續的、保持了近二十年的生活和工作規律。他將一位姓林的助手叫進了經理室，這是他經過多少年暗中觀察而物色好了的人選。林先生是一位高高大大的中年人，四十開外，剃著一款發腳剪得干干凈凈的，吹著頭路的中年人的發型。胡須刮得清清楚楚，雪白的襯衫，深灰的西裝，一條設計莊重的領帶，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副李老先生所欣賞的標準型商務人員的外觀。

　　“請坐。”仍是那類熱而不烈的笑容在他老板的面孔上展現出來，林先生已很熟悉這個表情，他甚至知道對方的下一步便應該是伸手示意讓他坐下的動作了。

　　“謝謝，叫我有事嗎？李先生。”生硬的上海話從他那寬厚的嘴唇中嘟嘟嚷嚷地吐出來。他是廣東人，但在李老先生手下工作的十年間已使他能應付各種以上海方言而作的交談了。

　　“嗯……是的，有點小事想找你談談，”李先生仍以上海話回答他。他與多數來港經商的，與他同輩的上海人一樣，習慣用滬語來向他們的雇員作吩咐。而事實上，他們的廣東話也都是停留在能聽懂，但說不好的階段上。

　　林先生坐下來，他不聲不響地望著他的上司，他那對忠忠厚厚的大眼睛閃眨著，隨時準備聆聽清即將頒布下來的指示之中的每一個字。

　　“太太好嗎？還有孩子們……”仍是寒暄之詞，但忽然間，坐在大班椅中，正搓著手準備入話題的李老板好像記起了什么似的，“聽說你將老母親從東莞的鄉下接到香港來住了，是嗎？”

　　“是的，來了個把月，她……”

　　“要好好侍候她老人家，讓她過得開心一點，這是你做兒子應盡的責任……這么多年了，就一個人孤零零地留在鄉下，總算盼到能有這一天……”

　　“是的，李先生，是的。”

　　一段對于李先生似乎從不感到尷尬，但對于他的對話者多少有些別扭的靜默。

　　“你覺得公司最近的情況怎樣？”李老板突然改變了話鋒，提出了這么一個使人摸不著邊際的題目。

　　“最近……很好，很好啊……只是因為歐美方面經濟不太景氣……”

　　“在人事方面呢？”問題向核心縮小了一圈。

　　“大家都算融洽，工作效率也都還可以，我想……”

　　“你覺得自己能穩得住這個局面嗎？”再一圈向核心的緊縮。

　　“穩住這個局面？……”焦急的神色從林先生那對忠厚的眼睛中顯露出來，他不敢埋怨老板思路的推進速度，他只能埋怨自己缺乏善解人意的本領。“我……李先生，對不起，我實在不明白您的意思。”他終于說道。一種歉意的微笑在他的面孔上出現，他期待著對方的一個不滿的皺眉。

　　“我想讓你當經理，代我掌管這里的日常事務。”

　　“我？……”他只說了一個字就停下了，他以為自己聽錯了，但在李老板臉上的某種表情告訴他，這是真的。他的臉漲紅起來，屁股局促不安地向前移去，直到了沙發坐墊的邊緣上才安靜下來。

　　“怎么，意外嗎？”老板的那對具有透視力的眼睛從隱呈著青光的鏡片后向他凝望。

　　“不……噢，是有些意外，我怕擔當不起。”這是他的心里話。

　　而這也正是他的老板所希望聽的一句話，他絕不會委派一個自稱有能力來勝任這個職位的人去擔任這項工作。在這個人人都因渴望而會不擇手段向上爬的社會里，能面臨升職機會而推讓的不正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嗎？

　　“大事仍由我把舵，你不必存有太多的顧慮。你的工作是代我看管，然后作記錄。每日一份日報表，每星期一份周報表，每月一次月報表，至于每年一次的年報表，你已做過多年，現在只不過是加了些內容進去罷了。——”他低下頭去，拉開抽屜，就從沿面上取出了幾份設計好了的表格來，“拿去看一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提出來。”

　　林先生接過紙來，他的眼光一格接一格，一條注解連一條注解地移動過去。除了銀行，現金，支票，信用證額這些必要的行欄外，連職員的缺席、遲到、早退、每日收到及打出的電話數目等詳細內容都列成了專欄。林先生理解到：老板的眼睛正透過表格紙望著他，而他的眼睛望著公司。他抬起頭來，準備說話，但這并不是關于表格的，而是有關其它的。

　　“你兒子的申請有希望嗎？假如他能來主持公司的話，我會全力協助他……”

　　李老先生的眼神黯淡了下去，這是在他心中最隱痛的一個部位。每當別人提起這件事的時候，他不知道自己該是怨恨對方刺痛了他呢？還是應該感激對方不忘關心他？二十年，他和他的那位與他同齡的太太盼了整整二十年，現在他只覺得那股曾是熱切切的希望正在像他的暮年的光線一樣一日比一日地更暗淡下去。他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有活著見到正之——他那個唯一的孩子——的一天，他甚至沒有什么要求，他只希望能見到三十歲的正之究竟已成了怎么一個模樣，因為在他的夢中，正之始終是一個十歲的孩子——再多的相片和想象也改變不了這個觀念。

　　“這么多年了，唉，不敢再奢望下去……不過，我仍要謝謝你的好意。”他抬起頭來，這是很少幾個能抓得到他動了真情的眼神的機會，但是這僅是短促的幾分鐘，那種在他幾乎是變成了濕潤潤的眼眶之中包含的感慨和激動之情，很快就又被那種冷靜、實務的成分所代替，他已習慣于面對現實，而現實是一塊巨大、堅硬的實心體，從青年時代留下的點點想象與幻覺的氣泡，即使是有的話，也已被它擠排得剩不下任何影蹤了。“算了，別再提這件事了……你認為表格怎么樣？”

　　“很好……”

　　“那就這樣吧，明天開始實行。”他從大班椅上站起來，這是送客的表示，林先生很理解這一點，他也隨著站起身來，“如果沒有什么其它的事，我出去了。”

　　“好吧。”

　　林先生拉開了那扇印有“經理室”三個直行黑字的玻璃長門，跨了出去。到了那間外室的辦公大房里。在那兒，其它同事們正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忙碌地計算、抄寫、打字和聽電話。他的手剛準備松開那扇裝有自動回彈簧的門頁時，他聽見內室又傳來了老板干咳般的喊聲。

　　“林先生……”

　　“有事嗎？”他轉過身去，手上還提著那扇想放開但還未放開的經理室的門，他看著他的老板，他要根據他臉上的表情來決定該進去呢，還是立在原地。

　　“從明天起，你加薪五佰元。”

　　“謝謝，”林先生輕輕地松開他的手，門向著反方向彈回去，又彈回來，經過幾個來回的振動后，終于在平衡的位置上停住了。隔著玻璃，他見到李老先生的頭又低下去，他摘去眼鏡，從架上取過來一疊文件開始閱讀。

　　林先生轉身離去，在他的臉上，陰郁的表情多于明歡的，因為在他的心里擔慮的成分超過了興奮，而且除了那所有的種種以外，還有一縷隱隱的同情在他的心間回旋。

　　就從那席談話之后的第二天開始，李老板想要緊握每一絲細節的手終于松開了。他重新安排過自己的生活規律：每星期去公司二次——星期二和星期五。其余的日子，他便留在家中，利用電話和每日夜晚送來的日報表，來控制著這條商業的航船在這片隨時會有風暴掀起惡浪的大海之中向前航行。

　　每天，在他打出的不會少于二十次的電話中，有十多次是直接撥去公司找林先生接聽的。這十次電話中又有三次是固定了時間的：上午九時零五分，一日工作開始后的五分鐘；中午一時，半日工作結束之時以及下午四點五十五分，全天工作完成前的五分鐘。其余的電話都是不定時的，他隨時會打電話去問任何一個可能突然來到了他的腦圖之中的小題目。有時甚至無題可問。他的全部目的只是要想知道林先生是否正全力以赴于他的工作上。他不會停止這類“突然襲擊”式的電話檢查，直到他已能徹底信任了一個人為止。只是這類信任很難在他的心中成形，然后沉淀為一尊不再動搖的巖石的。即使像這么一位忠厚可靠的林先生，也未必能在他的老板的有生之年得到這樣的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