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間房間立即在一片柔和的燈光中出現在了他的眼前。這是他熟悉了幾十年的地方：柚木的床、柜、桌子和椅子，像那些已失去了青春年華的貴婦人，反射出一種深褐色的微光。褪色的紫紅的厚天鵝絨窗簾還未拉上，它默默地靠在窗框的一邊。從窗外朝房內凝望著的還是那輪蒼白的寒月。窗臺上擺著幾盆盆栽和假山的設計；窗的右邊是一張墨綠色的寫字臺，一張皮質的，包圓銅釘的寫字椅，一端藏在桌肚里。寫字臺上站著一個戴著湖綠玻璃罩的臺燈，一厚疊，一厚疊的書堆砌在桌上，有若高低參差的大廈從臺面上的那方玻璃湖面上矗立起來。房間的光線很幽柔，精裝書籍上的燙金的英文字母閃爍著，像一種無言的敘述。窗臺的左邊是一條長壁爐架，一塊白色織花的飾巾展鋪在爐架上，一座貝多芬的石膏頭像和幾件紅木和玉瓷的擺設點綴在上面。這些都是他父母留下的東西，他不知道房間是從何時就開始呈現這種面貌的，在他的記憶里，它從來就是如此。

　　周圍靜得連一絲兒聲音也沒有，房間里充溢著一種溫暖、親切的氣味。他是那么地愛聞到這種氣息：它使他產生過多少詩的沖動，只要聞到它，他就覺得自己在家里，在他那體貼，安全的巢窩里。盡管外面的世界是寒冷的，而這里永遠溫暖。外面的人群可能會很奸詐，而這里的每一件細小的物品對他都是那么地忠誠，它們與他在一起分擔過多少歡樂和憂患的日夜啊！

　　雖然置身在家中，他似乎稍微有了一些安全感，但現在的他并沒有細細去體味這種氣息的心情；樓下那截從房門中探出來的有著蓬松頭發的人影和她說的那句“派出所丁同志找過你”的話始終在他的眼前浮動，在他耳畔回響。他努力想搞清出現的究竟是一種什么樣性質的麻煩。是他有女朋友的事實已被察覺了？是他自學英語被發現了？還是他在精神病院偽裝的病歷卡被揭露了？莫非是他寫的那些詩？想到這里，他心中一陣發毛，手心上沁出了冷汗。他一個箭步跨到寫字臺邊，打開了中抽屜，從抽屜的最內層，他拖出了一只小小的木箱來，木箱是用一把小銅鎖鎖著的。他的眼睛開始在地板上尋找起什么來：在兩條木條的縫隙間，他用手指輕輕地挑出一把鋁質的鑰匙。他將鑰匙對準著那把鎖的鎖孔，一個小小的使勁，“嗒”地一聲，銅鎖應聲而開了。他扳開小小的銅搭扣，箱蓋即時被頂了起來：箱內實實地壓擠著各種形狀的稿紙。他停下手，站起身來向著房門走去，他打開房門向外望了望，走廊里仍是一片漆黑。他又關上門，把內銷插上，再回到原來的位置上。

　　他打開木箱，就像拆卸一枚定時炸彈一樣地小心翼翼。稿紙——那些他對它們懷著那么奇異又復雜感情的飄飄如雪花般的稿紙，那些年月來他將自己火熱的愛恨潑濺在了上面的稿紙，那些沒有半絲虛偽地記錄著他的真情的稿紙，那些他用眼淚寫成的，讀來又會使他重新流淚的稿紙，那些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他本人和他的樂美才知道它們存在著的稿紙——現在正散攤在他的面前，他想哭，想笑，想撲上去，一下子將它們全部擁抱在懷中，但在他的眼神里同時閃現著一種恐懼：仿佛這是從一個炸彈里倒出來的炸藥，隨時會爆炸，隨時可能把他炸得肢體離散。

　　他再次站起身來，這一次他是向窗口走去的，他隔著玻璃向窗外的那輪月亮呆望了一會兒：這是一片晴朗的夜空，月亮的周圍沒有一絲云影。在距離月盤很遠的天邊有幾顆星星在眨眼。他的手開始將窗簾拉起來，動作緩慢得像夢游者一般。

　　他又回到了寫字臺的邊上。扭亮了那盞湖綠色的臺燈，臺面立即被籠罩在一片光明之中。詩的稿箋展示在他的眼前，恐懼在他內心的一角存放著，他已不能抵制那股再將詩稿重閱一遍的沖動。

　　他的世界又復活了：理想、憧憬、開花的春天、落葉的秋天，陽光里的散步，雨檐下的惆悵，色彩與氣息一起向他涌來，他見到了樂美迷人的眼睛，他嗅到她發辮上的柔香。他向自己命令：不行了，這已是極限！現在不是想象澎湃的時候，現在他正處在認真思考應付策略的當口上。他把稿箋再次塞入木箱，再將它們牢牢地鎖實。他覺得聲音正漸漸地飄遠，色彩在慢慢地褪去，他又回復到柚木家具的現實中來。稿紙一張也不少，無論從哪個角度來估計也不可能有誰會來偷看過他的詩稿。他覺得稍稍安心一點：只要不是這件事，其它的都不可能嚴重到“上綱”的地步。

　　他走到床邊開始鋪床。無論如何，他都必須在明天一清早離屋，而且還必須先處理掉那只木箱。他不會忘記十多年前在這幢房子里發生的紅衛兵的抄家行動：怎樣深藏的物件都不可能逃避過搜查者的眼睛。其實也很簡單：只要一根火柴，燒了它們，——不！他立即向自己反駁：那里藏著的是他和樂美的靈魂，即使他愿意，樂美也不會同意。他必須帶著它們一同離開。藏到樂美家，曉冬家，還是像幾年前一樣，藏在公園的某一個角落里，做上記號，待雨過云散再去取回？現在這還不是他要思考的內容，一切到明天見了樂美之后再說——最重要的是：他要盡快地見到她。

　　在熄了燈上床前，他先將各類英文書和琴譜整理清楚，然后再去對付那些石膏像，掛畫和其它的工藝品。它們都被堆進了大衣柜底，完了再在上面壓上了重重的棉被和衣服。他環顧著房間，一切已經完畢，那張曾堆滿知識的臺面上現在已空無一物，湖綠色的燈罩下躺著幾份上星期的《解放日報》。

　　正之躺在床上，木箱就挨著他的枕邊放著。他在黑暗中睜大著眼睛，他一點也沒有睡意。他的眼睛透過窗簾的縫隙向外望去：幾時天邊才能露出白色的曙光？

　　雖然正之堅持認為自己并未曾入夢，但他還是可能睡著過。因為他分明見到那雙水波樣的眼睛在幽光中閃爍；恍恍忽忽地覺得他整夜地和樂美在一起：一會兒在朦朦朧朧的西子湖畔散步，一會兒他們正從熙熙攘攘的南京路穿過那條行人稀少的茂名路，向著家的方向走去。他們還是推著那輛半新舊的自行車，兩把提琴擱在書包架上，車龍頭上吊著一只尼龍袋，里面裝的是各色封面的琴譜。不知怎么，他的腳步是那樣地沉，他們走了不知多少路，總見不到家。“我們還是先去曉冬家吧，她家離這兒近……”他說。

　　“為什么？”她轉過臉來，似乎有一絲慍怒的表情。他不知她是為了何種緣故，他只是渴望能坐下來歇一歇，他已感到精疲力竭了。但他仍依依稀稀記得他必須先回家去，那兒有一件急事要等著他去辦。于是他領著樂美穿過了一條又一條他的記憶所能提供給他的弄堂和橫馬路，繞過了那些永遠開著蓋的水泥垃圾箱，又打從無數潭露天小便池的邊上捂鼻而過……終于，他們見到了那條熟悉的，亮著昏黃路燈的長弄，他家小園的鐵門就在它的盡頭。

　　突然，他佇立在原地不動了：不，不能回去！丁同志！派出所的丁同志！他不正在他的家里等著他回去嗎？還有那只木箱——木箱呢？木箱在哪里？他一把抓住了樂美的手！“不要回家去，你聽我的，我們不能回去！……但那只木箱，那只裝著我的全部詩稿的木箱呢？……我們不能沒有了它啊！”她轉過頭來，“什么？……”可他見到的卻是曉冬：鵝蛋的臉型，白皙得耀眼的膚色，含蓄襲人的眼神，長長的頭發正輕輕地向后飄拂。“樂美呢？……她分明在我邊上的，她從沒有離開過我……樂美！樂美！……”他向著家的反方向狂奔起來，仿佛要去拾回一件他曾在來路上遺失的東西一樣……

　　他渾身冷汗地驚醒過來，手正緊緊地抓住了棉被。木箱仍靜靜地躺在他的枕邊，沒有丁同志，也沒有曉冬，也沒有樂美。他從窗簾的縫間向外瞥了一眼：東方已經發白。

　　他匆匆地起身。向著藏在幽暗中的整潔和單調的房間環顧了一眼，他才開始記起昨夜整理書籍和重閱詩稿的種種細節，他覺得現實正慢慢地在他腦子的底片上顯影出來。他走到窗邊，拉開了窗簾。窗外是一片寒冬的景象。一片灰紅色的里弄平房的屋頂在他的眼底下展開。早起的麻雀在上面跳躍著，“嘰嘰”地歡叫。那坪荒蕪的小花園就在他的窗下，兩三棵深褐色的老樹正把光禿的枝丫探伸到曠靜的空中。花園的地面上七高八低地堆著些泥磚，沿著墻根也確有過幾長條草皮的痕跡，不過現在也都已枯黃。園中央豎著兩三堆細竹竿扎成的三腳架，架與架之間是橫擱著的粗竹竿，只待陽光普照時，上面就會曬滿了各種衣衫、褲襪和尿布；活像聯合國大會召開時的萬國旗。

　　他的目光從窗外收回到室內。不見了狄更斯的小說和普希金的詩集，不見了貝多芬，就連那幅名畫“夜巡”的臨摹品也被從墻上取下，收理了起來。他第一次感到這間無時無刻不在向他伸出溫暖、安慰、關懷的房間忽然變得那么地陌生——陌生得可怕。他的目光落在那只木箱上。這十年來的可怖的記憶和見聞一下在腦海中翻滾起來，它們蒸騰成一種更加可怖的想象和推斷。“我必須盡快離開……”他向自己命令，舉目向五斗柜上的那座“大鵬”臺鐘望去，時鐘已偏過了七點。

　　他離房去到洗澡間，洗刷完畢后又回來。整幢屋子靜悄悄，早班的已出門，夜班的還未到家。弄堂里傳來了隱隱約約的孩子們的叫喊鬧聲，他們正集隊上學去。正之繞上了圍巾，穿上了大衣，再拎起了小木箱。雖然別人的目光不可能透視過木殼而見到內藏的東西，但總還是多一層遮掩物好一點，他找來一只手提袋，這是一只黑色人造革的手提袋，外表已在這嚴寒的氣候下開裂了。他把小木箱塞了進去，然后握到了那兩彎堅硬而刺手的提圈上。這才使他意識到他還未戴上手套。他戴上了手套，向著房間投去了最后告別的一瞥，這時候的時針正指在七點十五分上。

　　他輕輕地鎖上了房門，沿著扶梯向下走。屋內依舊是靜悄悄的。走廊和扶梯的轉角處掛滿了從花園回屋度夜的衣衫和一些腌雞臘肉的年貨。這是上海人的習慣，他們把吃的，穿的都請到了公用的走廊里，為了讓私用的領地顯得整潔。正之擔心的是嚴家姆媽，她是整幢屋最晚一個上床又是最早一個起身的人。而且，雖然年齡已越六十，卻還有一對像貓一般機靈的耳朵。正之必須百倍小心地通過她家房門口的那段走廊才可能沿著屋檐下的墻根走去，再從她家的窗臺下通過，直插向小鐵門的方向，而鐵門又正對著她家的窗口，從那里，她可輕易看見正偷偷離去的正之。正之的腳步在扶梯的階級上遲疑了一陣，但又馬上再度地移動了；他沒有什么好考慮的，時間已無多，派出所是八點整上班。

　　正之的顧慮是多余的，縝密的安排也屬徒勞，因為當他的腳還未跨下最后一階梯板，嚴家的房門已“呀”地一聲開了。這次再不需要探出半截身來。嚴家姆媽堂堂正正地步入到走廊中央，迎著正從扶梯上下來的正之。她是一位身材矮胖的年老婦人，一身臃腫的棉襖棉褲，頭發已經花白，一張慈祥的圓臉，面色略帶有一種高血壓性的紅潤。

　　“又去哪里？”

　　“喔……想出去吃早點。”他覺得她的眼光正集中在他手中的黑色人造革袋上，“一只保暖壺，想帶點豆漿回來……”

　　“丁同志叫我告訴你的，如果他再次撲空的話，我不好交代……”

　　“我知道……這么冷的天，我不想煮早飯了，吃點熱的……我想……我想出去吃點熱的，”他怕她不放心，又加多了一句，“就在弄堂口的那家豆漿、糍飯攤上。”

　　“這樣吧，我代你買回來，你不要出去了。一天找你幾次，他必定有重要的事要與你談。”

　　假如不是經過昨夜一夜的思考而有了某種思想準備的話，他必會在嚴家姆媽的面前表現出一種魂不附身的模樣無疑。一個有精神病傾向的人應該是對不該緊張的事表現出疑慮，而對應該緊張的事顯示出坦然。反之，這便是一個不正常的“精神病人”。

　　“這樣好嗎？你干嘛不作聲？”

　　“好，好，謝謝你！”他須將一種幼稚的無知和精神病人才會有的麻木的樂觀包蓋住他極端恐懼的內心活動。他口雖這么說，手卻沒有動，腳也沒有移。

　　“給我錢啊，”嚴家姆媽說，“我是代你去買早點的。”

　　“噢，對了。”他慌忙去掏錢。

　　老婦人接過了錢，就伸手去拿他手中的黑包。“把保暖壺也給我。”

　　“什么？……噢……我不想喝豆漿了，……給我買一塊糍飯糕，一副大餅油條算了吧。”

　　“就吃干的？總會要些什么濕的潤潤口的。”

　　“不，喝熱開水，喝熱開水就可以了。”他不敢再留在樓梯上了，他不敢再與嚴家姆媽面面相對，他轉過身，向樓上走回去，他覺得她的目光正從他的背后盯在了那只黑色的人造革手袋上。

　　他急急退回到房間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心“嘭嘭”地拳擊在他的胸壁上。他聽見屋門開了，然后又關上，接著便是那小鐵門的熟悉的“嘰嘰咔咔”聲，鐵門沒有關上，也不必要關上，點心店就在弄堂口，只要十五分鐘的時間，出門者就可以歸來了。

　　他真想就趁這段真空的機會奪門而出，但瞬間即被他自己否定了：那條長弄是他家唯一聯系外界的出路，假如他不在半路上遇見嚴家姆媽，也必定會在弄堂口被她看見。至少，現在還不是不顧一切逃跑的時候，假定他要這樣做的話，他早就在昨晚上就采取了行動。要冷靜，冷靜才能化險為夷，他這樣告訴自己。

　　他熬過了生命中最長的十五分鐘，他終于聽見布底鞋踩在花園水泥地上的沙沙之聲了。屋門被打開了，又關上，接著是樓梯上的腳步聲；他的房門被推開，進入者并沒有叩門——這是這里人們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