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外篇一（6）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自畫土制貢，創于夏書；任土授職，載師物地事及授地職。詳于《周禮》；而田賦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約取《洪范》八政，裁為《食貨》之篇，后史相仍，著為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稽簿錄，填委架閣，不可勝窮，于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為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計，略存史氏要刪，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甫、韋處厚所為《國計》之簿，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丁謂、田況所為《會計》之錄，丁謂《景德會計錄》六卷，田況《皇祐會計錄》六卷，則仿《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圖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會要》，則掌故匯編；其中首重食貨，義取綜核，事該古今；至于麻縷之徽，銖兩之細，不復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議，李翱《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各抒所見；惟以一時利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猥瑣無文，不能傳世行遠；文學掌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鑒隱微。此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覯者也。古者財賦之事，征于司徒，載師屬大司徒，會于太宰。司會屬太宰。太宰制三十年為通九式，均節九賦，自祭祀賓客之大。以至芻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之以其所入。雖欲于定式之外，多取于民，其道無由。此財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為兩稅，明又變兩稅而為一條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揆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然而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金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于民間，使無紛擾，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并省之由，然后折以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齊民，皆曉然于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簡省，而案牘久遠無征：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為條列諸科：則遇禁網稍弛，官吏不飭于法，或至增飾名目，抑配均輸，以為合于古者惟正之貢，孰從而議其非制耶？

　　夫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為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志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于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于文章巨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厄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于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采入本書；如班書敘次晁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為藝文志；而本門事實，及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于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略窺此風。后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面至再，無復挽回，可為太息者也！

　　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后，具錄顛未，編次為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于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采錄之，次于諸條之后；兼或采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后之覽者，或有取于斯焉。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書，書守之官。

　　天下之術業，皆出于宮師之掌故，道藝于此焉齊，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不為官司職業所存，是為非法，雖孔子盲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隸于職司，于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為二，以致人自為書，家自為說。

　　蓋泛濫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于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為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為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為《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家之學，失而為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茍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诐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

　　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偽，昭昭然若黑白分。”盂子曰：“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之正偽，以幾于知言，兒于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后悉流別之故，竟未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為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為區區著錄之文，校讎之業，可以有裨于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為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即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為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后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后，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為《七略》爾。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為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于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為《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于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于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于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為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衷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

　　文章無本，斯求助于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后學傳為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鈔。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官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為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并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于枘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別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別，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者，后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為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為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系，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為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別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于王、阮諸家，王儉、阮孝緒。相去逾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