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正向香港那頭撥出一個電話去的時候，純粹是被一個帶預感性的沖動所驅使的。

　　那時候，他幾乎已經走離市區了，燈光密集的大上海已逐漸在他的身后織網成一片光海，朝著夜空升騰起一縷縷橙黃色的煙霧，宛若另一類炊煙。離他最近的那座氣勢軒昂的巧克力色的建筑是一家五星級大酒店，此刻正燈光通明。大門進口處的噴水池中激射而上的乳白色的水柱仍隱約可見，而強光燈從水柱的邊緣往上射去，透過一面面正迎著夜風招展的各國彩旗，再射向未可知的茫茫的夜空。整個大酒店就像是一座站立在大上海最前沿陣地上的光明的哨所。

　　這是兆正站在立交橋上向后回望時的一幅景色。立交橋在內環線的外側，他望見一條條亮著雪白燈光的車龍就從他不遠處的環線公路上緩緩流動而過。而他的腳下卻是另一番景象：出租車，十輪貨卡和穿梭于其間的摩托兩用車互爭車道，競擦而過，它們窮兇極惡的號鳴聲在立交橋下方的空曠區域交響成一股強烈的噪音，直沖上橋面來，刺痛了他的耳膜。橋上的行人稀稀疏疏，人們都是一副匆忙趕路的模樣，有一對年青的情侶，互相依偎，在橙黃色的路燈光中，不停地接吻而過。在這囂騰骯臟的立交橋面上，像這樣前瞻后顧，躑躅徘徊，時而停步時而憑欄遠眺的留戀者只有他一個人。

　　其實，兆正只是又一次身不由己地陷入到自己的職業習慣——深深的沉思之中去了。這么多條道路，縱橫交錯互占空間各據層面，且都從不同的方向上來又通往不同的方向去；彼此即使平行或疊交而過，也都無法真正溝通。這種城市的現代化規劃與理念難道不是對于某種人生概念的精彩詮釋嗎?兆正從立交橋的一條扶梯上走下來，扶梯相當寬闊，劣質粗糙的地磚已開始呈現一種這里脫落那里爆裂的局面，不銹鋼的圓把手上布滿了泥塵銹跡和雨的斑點，操外地口音的小販在扶梯的盡頭叫賣，幽暗的路燈光下，花花綠綠的貨品擺滿了一地。

　　他就那么一路走下來，走下來融入到另一條生命的軌道中去。

　　現在，他在一條市郊的公路上一路向西繼續行進。如今，連郊區的公路都已經消失了“郊味”：沒有莊稼和田野，反而是綠色的草皮一路鋪種過去。有六層高的工房群，亮著雜色的燈光，其間，也會有一兩幢的高層，鶴立雞群，兀自矗立，俯視著這一大片寬闊的城郊結合領地。兆正發現不遠處的人行道邊站立著一座半開放式的電話亭，金屬的電話掛匣和電話線纜在暖色光的路燈的照射下發出幽暗的反光。他突然就意識到了今晚上，他帶著它一路從淮海路走到徐家匯，再從徐家匯來到這里的那個莫名的焦慮是什么了。他向電話亭走過去，順便看了看腕表，快十一點了，精確地說，現在的時間應該是十點五十八分。他在電話亭前站定了，無頭無緒地想了一會兒。不知怎么地，他的心中充滿了一個強烈的預感，他覺得，他必定能再一次順利地達到他希望達到的目。

　　兆正隨一個作家藝術家代表團出訪歐洲是在十多年之前的事了。回程時，他們路經香港，這是他第一次出國，也是他第一次踏足香港。

　　那時候，香港還沒有回歸，中環的好幾幢巨廈的頂端之上都飄揚著米字旗。香港警察都一個個的穿著深藍的呢制服，佩帶锃亮、精神飽滿地穿梭在繁華大街上的湍急的人流間。而那時節的上海文壇卻正沉浸在三十年代的租界和孤島文藝時期的復古潮里，這是由張愛玲的小說再度流行于滬上而引發的一種文藝思潮，虛虛實實，飄飄忽忽，夢幻一般美妙地作祟著滬上各式各派的文人群落。兆正向往能來香島一游的目的也無非是希望能感染一下那種在上海已經消失了有半個多世紀的殖民地氛圍。也剩下不幾年了，他想，再說，張愛玲的小說本來就是以滬港兩地的場景變換來為她的故事和人物提供基本的背景布局的。

　　但兆正感覺不到什么。除了香港拔向藍天的摩天大廈群和狹窄街道間的車輛與人流給他造成的強大的擠迫感之外，他全然找不到那種彌漫在三、四十年代上海租界區的怡然自得瀟灑浪漫的情懷。或者，它們根本就沒有存在過，這只是記憶在回望時的一種文學變形，誰又能擔保說，從另一個世紀后的明天回望時，香港的今天也不會被描寫成了另一個模樣?

　　但他卻想起了“他”來——每逢他在類似主題上作種種漫游式的想像時，“他”便會不期而至。他打從心眼里佩服“他”，在這種擠迫的精神環境之中寫詩?而且寫如此飄逸空靈精粹的詩，兆正覺得“他”比自己了不起得多。

　　他們一行人入住位于港島灣仔區的一家中資酒店。酒店的建筑物的頂部醒目地高飄著一面五星紅旗。一踏進酒店，大家都說到家了，親切與慣舊的感覺同時升起。但兆正對這種感覺的判斷很特別：慣舊之本身就是一種親切感，而親切與慣舊在一種特定的氛圍的上下文中的轉換非但是可逆而且幾乎是等值的，其中包含有一種墮性以及麻木。

　　他向柜臺后的一位能操生硬普通話的女孩子走去，摸出了一張紙片來向她詢問一個地址。兆正覺得她望了他一眼，眼神之中略略顯出了一點兒驚詫。她隨即便說，這在銅鑼灣半山，你可以從這里搭的士，盤繞這山道上去。兆正記住了這些話，而那張紙片在他手中汗津津的捏了好久，手塞在褲袋里，像是捏住了一團藏在了黑暗中的秘密。

　　后來，他們那隊人馬上街去，三、兩個走在前面，四、五個拖拉在后邊。每個人的手中都拎一只長方形的拉鏈皮包，晃蕩晃蕩的，內裝現金以及證件。這也是他們那隊人在歐洲任何一個城市上街時的陣勢，那會兒，還帶個翻譯，現在翻譯不需要了，然而在那個年代，出國還是有規定的：一切行動必須是集體。兆正跟著大家一同走，心中別別扭扭的。后來，有人要去金店給老婆買首飾，一隊人馬便一下子都涌進了靜悄悄的店里，對于一只吊嘴或一條手鏈喧喧騰騰地發表著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接著就有人取出計數機來，幾顆腦袋攢成一堆將計數機按個不停。晚飯通常是再遠也都要趕回賓館去吃那頓免費餐的。晚餐后就有人提出反正時間還早，再可以出去“溜達溜達”的建議，還笑著打趣說，順便也可以“體念體念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嘛，因為據說，灣仔一帶恰好是港島的著名紅燈區的集中地。

　　其實，這忐忑不安的一群人是根本無法“體念”到什么生活的。當來到那一扇扇眨閃著彩光珠燈的夜總會的門前，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目光也沒來得及在那一張張印有女人的白臀、豐乳與紅唇的海報之上聚焦，就見有一個滿臉涂得猩紅，露出兩枝雪臂與肉腿的女人迎上了前來，說：“先生請進來玩玩啦……”于是，大家都嚇得有點發愣，先是一個人向后倒讓了幾步，接著，便是一隊人的集體逃亡。再后來，作為彌補，大家一致投票決定在灣仔的一家小影戲院看一場午夜場的三級片。但兆正實在是忍受不下去了，對于這一切，他只感到厭倦、虛偽、可笑、無聊以及不耐煩。他已顧不得什么紀律不紀律了，反正已經到了香港，這片中國政府素來就稱作為是我們自己的領土上了，行動也應該有些相對的自由度了。他在戲院門口喚了輛的士，獨自離隊，一路上銅鑼灣的半山而去。

　　他很有點兒冒險，事先他連電話都沒去一個。就如這一次在通往莘莊去的郊區的夜路上，這么晚了，他站在路邊的公用電話亭撥一個國際長途出去，他絕不可能肯定來接電話的一定是誰。

　　但每次總是她，是雨萍。

　　那個香港的夜晚，有點兒像個夢，童年的夢，中年的夢，離散聚合的夢，失而復得的夢。我們常在夢境中有一絲后悔一絲歉疚一絲盼待一絲企望一絲說不清是什么的什么，夢一醒，便一切煙散了——就是這么樣的一個夢。

　　載兆正的的士停下時，他見到一扇巨大的金屬鑄雕的大門，他鉆出車廂來。有幾盞強光燈從鑄鐵門的上方眩目地照射下來，透過鐵門稀疏的欄縫，他能一直望到停車坪的盡頭，那里有一大片鑲著鉆石一般閃爍的星星的夜空。夜空之下靜靜燃燒著的是一幅港九市區璀璨的夜景圖，黝黑的海面，黝黑的天空和黝黑雄健的遠山的背脊，他知道，這座大廈位于山坡上的一個很高的位置。

　　一個穿制服的管理員從大廈的鐵門里頭走出來，問他找誰?兆正說，他找我。對方馬上就堆起了笑來，將他引進門去。他經過一片停車場，一個大廳，一架電梯，然后便站在了一條寬闊的走廊中。他只記得那里擺有兩張古典沙發，一盞吊燈和幾幅油畫什么的。然后，一扇雕花的櫸木大門便打開了，雨萍站在門口。

　　這一切，兆正都只見過一次，朦朦朧朧依依稀稀的，有一種明顯的夢境感。他一直想能再回去，真實而清醒地重經一次，但他就從此再沒有去過香港。

　　雨萍站在大門口，呆住了。(她后來告訴兆正：你猜我當時的第一感覺是什么?我的第一感覺是我們又回到了我們在老家的那會兒了。是夏夜，在那堆聽鬼故事的人群間，你來了，你用手指戳一戳我的腰間，說：“嘿!——”)仍然是那張圓而白的娃娃臉蛋，只是兩眼角開始有明顯的細皺紋放射開來。她穿一套極其普通的小花點布質睡衣，已經很晚了，她說，她沒想到還會有客人來……但他說，沒關系，沒關系——什么沒關系?沒關系什么?沒什么關系?兆正覺得自己說話的時候有些結結巴巴言不達意的樣子，但他控制不了自己。他東張張西望望，隨后便發現自己已置身在了一座奢豪的大客廳里，與客廳相連接的是一片寬闊的大露臺。

　　他在她的指導下，先除去了皮鞋，換上拖鞋；再把拎在手上的皮鞋擱放到放置在進門玄關處的一只鞋柜上。鞋柜上已經擺有好多對男女皮鞋了，有一雙紫色的高跟鞋，模樣很纖細。兆正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面對一雙女鞋的內里，白色鞋肚里的燙金字體已有些退損，這是腳后跟的摩擦部位。再過去也是一對女便鞋，軟軟的絲絨鞋面上鑲著珠邊。再過去，是一對圓頭圓腦，式樣別致的翻毛皮的男鞋。過了多少年之后，當上海市場上也有這類進口貨賣了的時候，他才知道，這對叫“克拉克”的皮鞋是一種英國的名廠產品，盡管式樣保守，但質量特佳，一般穿上十年八年是不會過時和破爛的。兆正選擇在這雙鞋的邊上放下了他自己的那一雙。

　　那天我不在家，我去了上海。這些都是在他見到了雨萍之后才得知的。事就有那么湊巧?當他來到的時候，他是作好了我與雨萍都會在家的一切思想與語言上的準備的，一個是他的老同學，一個是他的表妹，分開近二十年了，他又是第一次來香港，探望他們一下非但合理而且合情。但我不在家，他不知道該感到輕松點呢，還是更添了些不自在?

　　雨萍告訴他說，自從上海的市場政策開放后，我就去了那兒尋找發展的機會。起初是幾個月回上海一次，后來是隔月都去，到了現在索性是呆在上海的時間多過了在香港的。所以，她說，所謂事有湊巧應該解釋成為：假如你事先不作任何通知突然就來到時，發現我恰好在家。他便笑了，并立刻在她的臉上捕捉到了一絲一閃而過的孤獨和凄寂的陰影，但隨即消失。雨萍的兩截從睡衣寬大的袖口之中伸展出來的白而圓的手臂已開始了有一點兒皮肉松怠的意思。兆正記起了那一年在上海東區的那條舊街上，窗外已經是一幅葉落飄飄的秋景了，在他家前樓的那盞悠晃悠晃的黃燈光之下，那兩枝手臂當時還很年青、很細瘦，動作也很敏捷。它們正協助他的母親一塊為他忙碌，為他打點著前往崇明農場所需的行裝：縫補被套、塞入棉花毯，為一雙雙紗襪縫制厚厚的布托底。后來，當他每月都有一次回家來休假兼探親時也有過不少次能見回到那兩枝手臂的機會，它們正與母親一起準備晚飯，它們舞動得很歡樂。再以后，再以后它們便開始從他的記憶之中淡漠了，消失了，直到現在，它們變成了眼前這兩枝。

　　那一晚，他倆就在我家的那座大露臺上面對面地坐了很久。也是那一張藤茶幾和那兩把藤制靠椅，也是菲律賓女傭沏來的一壺香濃沁肺腑的“鐵觀音”茶。露臺上有點涼意，270度轉屏式的港九夜景就在他倆的腳下鋪展開來，讓兆正感覺奢華得都有點兒不像是人間的景色了。那晚的記憶，無論如何，都有點不真實，隱隱約約地總有一種像是隔了層網紗的感覺。兆正只是很理性地明白了：我不在家，我去了上海。上海?是的，上海。我倆互調了一個生存位置。于是，在他眼前便出現了那幢位于上海復興路與淮海路之間的一條橫街上的一幢六層公寓的外貌：深醬紅色的泰山面磚中間間隔著幾條奶白色的瓷面磚。幾級弧圓型的花崗巖臺階之上是一扇老式笨重的鑄花鐵門。在四層的轉角位上有一座環彎的大露臺，在家的日子，他老愛一個人坐或站在那里，從那里他能望見躺在晌午陽光中的復興中路。赭紅色洋房的尖頂一排溜地展開去，公交車褐色和白色的車頂在濃綠的樹冠叢中隱現而過。那景像與眼下這幅港九夜景的鳥瞰圖完全不同。那時的上海高層還沒像現在那么多，尤其在他居住的那個區域。等到從他家的露臺上也能望見徹夜不熄霓虹燈光的淮海路的時候，那已是在過了另一個十年之后的事了。

　　近半夜了，他就這樣半夢半醒地與雨萍同坐在這個露臺上。他覺得他有一種類似于好萊塢科幻片中的叫做“鬼眼”的靈異感。他總能透視到些什么：有一個人在他住的那幢公寓的那扇鑄鐵門前停下了，然后推門進去。他“見”到他沿著寬大圓滑的磨石扶梯，看著門號，一層一戶地摸上去。最后，人影停在了他家的那扇深棕色的柚木大門跟前。有一盞乳白色的走廊頂燈始終亮著，有一片柔和的光線投射在梯扶的把手與石級上。那時，他家搬去那公寓剛不久，這是他自童年起就夢寐以求的居住環境，每天，他都生活在一種欣喜若狂的心境中。因此，他便對那兒的環境上的一切細節都熟背能詳，記憶十分準確；唯那個上樓去的人影是他的想象力添加上去的。

　　他應該知道這個人影是誰。人影是在他聽說我去了上海，并且老喜歡留在那里后突然之間冒出來的。其實，那時還嫌早了些。這一切以后都發生了，發生在幾年后。事實的經過當然與他“見”到的會有一些細部位上的出入，但大致也就如此。

　　更奇特的是：在兆正透視眼的視野里，竟然還出現了那幅放大了的相片，就是擱放在他們臥室梳妝臺上的那一幅，相片上的兆正和湛玉都燦笑在一只石舫跟前。他從來就是個心靈感應學說的十足信仰者，但他解釋不了，那幅相片的浮現表示了些什么?

　　但他覺得自己的心態倒是挺平靜的，沒有焦慮，沒有猜疑，也沒有那種非得到什么和絕不能失去點什么的執著感。他只是渾渾沌沌的，像是被人催了眠一樣。他不知道那晚他在那方露臺上坐了有多久以及后來是怎樣離開了那里和離開了雨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