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機場遇故（一）

　　自從那次8?14的政府干預行動后，形勢果然開始逆轉，而我也漸步走出了財政的困谷。

　　人生的挫折經常會在日后被證明是人進入他的另一個人生的階段的轉捩點；這是因為來自于橫斷方向上的那股巨大的受挫力往往會出其不意地將你推出你惰性思維邏輯的軌道之外。所謂“物極必反”或者“否極泰來”，就像古人形容月亮盈虧的道理一樣，新月與滿月是互為起終點的，如此輪回，永不終了。最近以來，一個特別困擾我的預感是：曾經也有過一百多年斑斕殖民史的上海會不會就是香港的明天?而今天，當上海已從一個城市命運的最谷底重新向上攀登時，她的那股上升動力同樣也是不可被阻擋的。開始時，我讓我自己的想法給嚇了一大跳，但漸漸地，我又恢復原先的那種平靜的心態(tài)，我覺得，我或者已經抓住了問題的某條本質脈胳了。

　　那一個時期，我生命的回歸意識特別強。

　　我開始著手處理在香港的全盤業(yè)務。我清理著、結束著一個又一個的帳戶。我將公司的會計喚來，吩咐他先把貸款一筆筆地給我勾劃出來，再精確地計算出每筆貸款每日每月每年會在公司的營業(yè)利潤中吸取的利息額度。(當我瀏覽那份明細表格時，我聯(lián)想到的是一塊巨大的海綿，一塊正不動聲色地吸收著周圍的一切水份，然而，即使吸進再多的水份表面仍顯不出有任何潮濕跡象來的海綿)然后，我走進銀行，對著那位胖墩墩的銀行經理說，我想把我的那些存放在貴行的股票和基金都沽出去。什么?胖經理先是瞪大了眼望著我，而后便展開了一臉的笑容。他將我請進經理室，并親自站到自動咖啡蒸餾機前為我制作了一杯香噴噴的卡巴西諾，端上來。他說，閣下的公司從來就是我行信譽最優(yōu)佳的客戶之一；我們準備全方位地配合和支持貴公司今后業(yè)務的拓展。至于貸款額度和息率方面么，這些都好商量，好商量。我謝過他的好意，但我說，事實上，我已打算退休，而公司在香港的業(yè)務也正在逐步的收縮和清理中。我完全能想像對方驚奇萬分地望著我的表情，但我故意不去看他。仿佛這是件天經地義的事；而他也是毫無疑問地能理解這一切的。一直當我握著一卷銀行貸款的清算申請表格從經理室離去時，我還是堅持著這同一種姿態(tài)。我仿佛感到自己的背后長著一對眼睛，眼睛一直在望著那位失望得幾乎有點失控的胖經理正一動不動地佇立在那兒，望著我一步步走遠去的背影。我感到很痛快也很過癮。我在心里直發(fā)笑。我想說，搶竊分合法與非法，打劫也有文明與暴力之分，但其本質沒啥兩樣——當然，我決不會當著他的面講出這些不三不四的話來。

　　事情就在這么幾天之內決定了。這合符我辦事的一貫作風：靜若處子動若脫兔。所謂性格決定命運，人生活到了今天，回頭一看，才驚覺自己的一生可以明顯地分割成若干階段；而每段之間的銜接角度又都是那么地陡然，當年我與雨萍以及后來我與湛玉，一切幾乎都是發(fā)生在一念之間。

　　但我不后悔，我覺得人生的方程式是一個定數(shù)；無論你作出多少次移項、消移或者增項的推導以及演算，都終會達到那同一結果。我告訴自己說：余下的生命歲月應該只屬于你自己的了，否則生命將失去它的本質意義。也許，我也應該為自己去建造一座“退思院”，只是直到此一刻為止，我還不能決定，這座“退思院”到底應該建在何處?溫哥華?雪尼?香港還是上海?

　　我將自己的財產大致分成了三攤：一攤移去國外，一攤仍留在香港，再一攤我打算將它挪來上海。我感覺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從前的那個我以及我的父母一輩子所熟悉所認識所適應的香港已經分解。她的三分之一退回去了西方，三分之一橫移來了上海，還有的三分之一仍留在原地。再說，這樣的風險分配比例也符合今后世界的經濟格局，甚至還包括了對我自己的年齡與心態(tài)的種種考慮。我松下一口氣來，我預感到自己再一次地完成了人生之道的一個重大拐彎。

　　當然，我是不會去把我的想法和打算告訴雨萍的，她從來就沒對我的任何商業(yè)安排有表露出過興趣的意思。而我與雨萍間的那種生活，自從那次之后便完全消失了，她漸漸地變成了我的家庭生活中的另類成員。一件陳設，一件擱在一座精致玻璃罩中，可供你觀看、欣賞和贊賞一番的，但就決不能讓你去觸摸一下的陳設。而我也不會去將我的打算告訴湛玉：事關她又總是對我的商業(yè)計劃顯露出了太大太強烈的興趣。連我自己都覺得有點兒怪：不關心不行太關心又不行——你究竟要人家怎么著?其實，這個問題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我做很多事都憑直覺。

　　我還有另外一些直覺。比方說，我與湛玉的那段關系。我倆都不自覺地走進了兩個不同的生命的角色中，且很投入地進行著一場人生演出。我扮演的是兆正人格的另一面；而她扮演的，則是她本位人格的另一面。于是，我們便結合了。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倆都有一種行進在一片白茫茫的感情的原野上不知歸宿在何處的感覺。而每一次的肉體接觸，我都將它想像成是一種植物的灌漿過程：我們正在灌漿著一只果實，一只表皮艷美，口感苦澀，果肉更可能會含有某種毒素的果實。我想到伊甸園，想到人類的元祖亞當夏娃，想到那棵樹，想到那條蛇，想到那只禁果——人都是帶著原罪來到這個世間的呢，我這樣來釋慰自己。

　　有時，我會以一個第三者的口吻來向我自己發(fā)問(我老喜歡這么做，我的好些自以為精彩的詩句便是在這一問一答之間構思出來的)：究竟，在她們兩個之間，你更贊美的是哪一個?我突然向自己發(fā)難的時候往往會揀某個月色乳白夜深如水的夜晚，有時是在我香港家里的大露臺上，極目遠眺，思刃分外鋒利；而有時也會在上海，當我從湛玉的家中出來，自己傾聽著自己沙沙的腳步聲，一個人走在路燈凄惶梧桐枝葉交叉的街道上。我想了想，回答說：是她。(但我拒絕說出名字來，雖然在我心中早已無聲地肯定了，所謂“她”，是指誰)但你的選擇為什么又是另外呢?扮演第三者的聲音決不肯放松，繼續(xù)追問。眼看就無法招架和回避了，我說，可能是因為酒精的作用吧。一個愈是喝醉了的人愈是可能會向一個幻影伸出手去的。于是，我便再沒聽到那第三個聲音繼續(xù)發(fā)問了。

　　其實，再想深一層，我將我三分之一的資產挪去上海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不就因為了湛玉?我自然十分明白她喜歡什么，而我又不由得在暗中盼望能在自己的身上再增多一些她所喜歡的色彩。但另一方面，我更清楚自己的真實追求是什么?這是一種生命的追求，在遠遠的另一端不斷地喚著我，叫我欲罷不能，不得不循著那冥冥之中的喚聲一路摸索而去。我經常會覺得自己是處在一種矛盾情緒的十字路口，怔怔地不知該往哪個方向上靠才好。男人以及女人，隨著年齡的增加，生命帶給他們的啟迪和意識上的長進竟然是反向的。

　　我還知道，總有一天，在這生命的平臺上，我與湛玉的關系也會走到盡頭，走到落幕的那一刻。那時，由我代兆正扮演的那一部份人格又會與他的另一部份再度整合，讓他成為一個完整的從前的他自己；而我又會再做回從前的我去。當然，我不知道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不是自己命運劇本的編劇；反正，只要這一天還沒到來，我就應該全情投入演出，一旦想到了這一點，你便會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和做下去，認定這便是你全部命運鎖鏈之中無法省卻的一環(huán)。

　　每一回，當我從護照查驗臺上取回自己的證件，然后再從臺與臺間的那截短而窄的甬道間通過，遠遠地朝著行李輸送帶的方向走去的時候，心中都會忍不住地蕩漾起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仿佛自己正領受了一份額外的赦免的恩賜一般。

　　這么多年了，我始終無法擺脫這種感覺。我到過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和地區(qū)：歐洲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或者臺灣，但每一次，只要我一來到中國大陸，尤其是上海的出入境關卡跟前，這種奇特的感覺便會本能地浮現(xiàn)出來，并緊隨著我，一直到所有的過關程序都告一段落為止。照理說，上海是我出入最多的一個地方，又是自己的故鄉(xiāng)，應該感到更熟悉更快樂更安全更有親切感才對。但不成，這種感覺的產生是沒有理由也不聽理智之分說的。我要反復不斷地向自己確認說：此刻，你拎著的那只手提袋中會不會攜帶任何違禁品，比方說，一本反動雜志?若干頁大逆不道針砭時弊的文稿?甚至還可能夾帶上了一本可以給人無限上綱的反動日記本之類?一旦想到了這一層，我便感覺手提袋的份量突然變得重不堪負起來，我站在隊列里一步一人頭地向著護照查驗柜臺的方向靠近過去。我幻想著，一個穿制服的官員會突然從查驗臺的后面站起身來，朝著正準備轉身離去的我說：“喂，是你。等一等!——”我的心“突突”地亂跳，時刻預備用一種強裝出來的鎮(zhèn)定來面對一場可能突發(fā)的事件。

　　對于任何著制服的人員，我都懷有一種竭止不住的，病態(tài)的恐慌。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某種權力的象征。權力，隨時可以叫你失去自由，進而按你個莫須有的罪名，將錯就錯地將你投進一間小黑屋里，從此便讓你與世隔絕了的權力。在這樣的人的面前，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只大腳板下的小螞蟻般地缺乏安全感。我知道我的想像有點荒唐，也有點變態(tài)，我知道它們是來源于那次遙遠了時空的記憶。少年的歲月，中年的歲月，哪怕到了老年，記憶都會變了形地來作弄人。它們像某類調味品，搗碎了，與現(xiàn)實生活的情節(jié)揉掐在一起，再發(fā)泡出一只只虛幻的饃饃來，叫你真?zhèn)坞y辨。

　　我向著行李輸送帶的方向走去，已有好些人站在那兒了。行李帶開始啟動，它“嘰嘰”地鳴叫著，將各種形狀的行李東倒西歪地從黑色的膠片簾的后面輸送出來。有人彎下腰去，將行李從流水帶上費力地拖出來，核對著，裝上小車，推著，走了。

　　我也揀了一件，準備離開。亮著淺藍色燈光的大堂里，三三兩兩的出境人群，推著行李車，朝著標有禁區(qū)標志的玻璃自動門走去；空氣中浮動著一種隱隱的說笑聲，氣氛顯得格外安謐。我見到玻璃門前站著一小隊人馬，像是在等接誰的機，男的女的，一個個衣著趨時面帶微笑。一兩個人的手中還捧著鮮花，其他有幾個則扛著帶電視臺標記的攝像機。

　　二十世紀末廿一世紀初的中國和上海。又一個歷史連綿進程中的特定的橫斷面，而人的生命是垂直的，我們都從中國歷史的另一個斷面之上洞穿而來。

　　一位周身FANDI名牌，膚質保養(yǎng)上佳的中年婦人朝這邊走過來，她剛從護照查驗臺離開，她的身后跟著一位男士。立即，扛攝像機的和捧鮮花的都向他們涌了過去。但我發(fā)覺，F(xiàn)ANDI女士好像是向著我這里一邊微笑一邊走過來的，她并沒太多要去搭理攝像機和鮮花的意思。當我看清她原來是羅太太——也就是湛玉向我提起過的她的那位童年時代的好友莉莉時，她已經快走到我眼前了。她的身后邊跟著的是提包的羅先生。

　　我急忙迎上前去。也真是的，只顧了胡思瞎想，都快失禮于人了。我說，還沒認出來呢，原來是你們兩位哪。

　　“你是財大兼氣粗，又貴人多忘事，怕是見了人故意不認吧?”莉莉邊調侃，邊吃吃地笑了。

　　哪里。哪里。

　　但我很快發(fā)現(xiàn)我們三人已被蜂涌而上的電視臺工作人員團團圍住了。大家好奇地注視著我們間的談話，沉寂了一會兒。我發(fā)覺遠遠的有一架攝像機的鏡頭正對著我們——我，羅太太以及羅先生——紅燈一閃一閃地亮。我慌忙退向一邊。我說，羅先生羅太太，你們還有正事要做，我這……?

　　但莉莉一把拉住了我，什么正事不正事的，還不是這里的電視臺正在拍一部我與我家族的長篇紀實片。機場遇故人，她笑著說，不正好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生活細節(jié)?——你說呢，導演?她向一位身穿牛仔裝，扎著一截馬尾辮的男人遞去了一瞥眼光。

　　馬尾導演揮了揮手，亮紅燈的攝像機便馬上停止了工作。大家重新圍上來。導演是個高而削瘦的年青人，三十來歲，菜黃的臉色，耷拉著眼皮，顯得無精打彩，一副嚴重缺乏睡眠的模樣。他說，是啊，咱們的郝莉莉小姐是滬上的名門之后，自己又曾是個紅極一時的芭蕾舞演員；去了外面這些年，如今又再回上海來投資，她的人生故事很富有傳奇色彩啊。

　　導演抬起頭來，望了我一眼，他朝我摺皺出了一個敷衍的笑容來。他順勢從襯衣的上口袋中掏出一包“中華”來：“嗯?”他向我與羅先生分別作了個曖昧的手勢。在我倆一致向他擺了擺手之后，便獨自彈出一枝來，點上火，抽了起來。

　　“這位是……?”他向上方吐出一圈煙霧。

　　“老朋友了，也是上海人。在香港，他曾經是我老公生意上的拍檔。”莉莉如今說話，大大咧咧，聲音也很響，還充斥著一種滿不在乎的自我放任。這非但與湛玉從童年記憶里描繪出來的她不同，就是與我認識中的她也變化很大。從前在香港，我們應酬談生意，莉莉總是坐在一邊，身段窈窕，樣子文靜得來也很好看。她從不多嘴，只是偶然朝她丈夫瞟上一眼。有一次，她丈夫說起，原來莉莉與我都是上海人，而且文革的歲月也都是在上海度過的。莉莉說，是嗎?我說，是的。

　　我還說，那時，我是反動學生，處處受監(jiān)管，日子難熬得很哪。她便問，你當時是哪一所學校哪一屆的?我說，東虹中學67屆高中。她的臉上就有了點異樣的表情，她說，她的一位童年好友也在那一所學校就讀，好像與你是同屆，不過……“不過”之后她就沒再說多什么了，她望多了她丈夫一眼，那時的她決不會在不該多嘴的時候多一句嘴。我說，東虹中學的學生有幾千人，就我們那一屆就有好幾百。當時，那間學校搞極左思潮在全市都是出了名的，遭殃的教師學生一大批，我，只是其中的一人而已，而且還是相對僥幸的一個。否則，我還能今天坐在這兒與你們一起把盞飲酒嗎?于是大家便笑，都說，這倒是的，這倒是的。羅先生舉起杯來，說，大陸上的文革他是沒有經歷過，也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只是錢——只要能有錢賺，就行!來來來，他說，為了賺錢，大家喝下這一杯!于是大家——包括我和莉莉——都舉起了杯來，我感覺到莉莉迅速瞥了我一眼，在這一瞬間，似乎已經有了某種訊息的傳遞了。

　　你看，我又來了。我在對一只故事的敘述與記錄的過程中，經常會有顛倒時空和記憶的事發(fā)生；事實上，我自己都無法辨清什么之后才輪到什么；而什么，又可能是在事后添補上去的一筆幻覺?從這層意思而言，你完全可以說我是個理路不清的作者，但我卻絕對是個尊重感覺事實的作者。

　　就像這一回，當我在上海機場重遇羅氏夫婦時，我的明確不過的印象是他倆已肯定不再是從前在香港時代的他倆了，莉莉與她的丈夫的處世位置正好來了個顛倒：一個滔滔不絕，語直意駭，遣詞潑辣；而另一個則是畢恭畢敬，謹行慎言，站在他老婆的身后，滿臉堆笑，只有在偶然不得不要他作答之時，才擠出半句一句不咸不淡的港式國語來。

　　還有一點：莉莉也肯定已經不再是從前的那個窈窕秀美的莉莉了，她變了，變成了一位體形富態(tài)的肥胖的中年婦了。她朝著導演說道，你別小瞧我們的這位老朋友喔，他還是個才子呢，他是一位詩人。

　　導演“喔”了一聲，再次抬起眼皮來望了我一眼，他的眼中有一絲迷惘：詩人，這個久違了的名稱似乎與眼下的這攤子也扯不上什么關系。

　　我窘迫萬分。

　　“不是說你們曾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嗎?”

　　“合作伙伴?其實還不是主要靠我們這位朋友，靠他的資金，靠他的市場，靠他的人事關系?我們只是加點兒小股本湊湊熱鬧，湊個名義罷了。”這，才算是點到了點子上了，瘦導演一下子來了精神，他將還吸剩下來的大半截煙蒂在一旁的一座不銹鋼的煙灰潭里掐滅了，把臉轉過來朝向了我：“能否請問閣下在香港是做甚行的?”

　　我還在沉吟，考慮著該如何向眼前的這位仁兄作答比較合適時，莉莉已代我把話頭接了過去，說道：“他呀，在香港是搞房地產和金融股票的，還有項目投資——前不久在上海和海外報紙都有報道過的那家設廠在浦東金橋區(qū)，新近剛投產的成型地板廠就是他投資的!”

　　“投資額一千二百萬——美金，統(tǒng)統(tǒng)是美金!”拎包的羅先生在一側加重了語氣。

　　這是哪里跟哪里的事啊!在這種時候談這些，我恨不得當下就有只地洞，鉆進去，一遁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