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的那個街燈、車燈、人影撩亂的傍晚，湛玉坐在麥當勞餐廳圓環形落地窗邊的那張座位上，沉思、迷惘、心不在焉。這種情形已經維持了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直到此一刻，她才突然變得有些果斷起來。她將擺放在她面前的那只大口紙杯端起來，抽出吸管，摘去杯蓋，動作表現得有些毅然，有些夸張，還有些義無反顧的意思。她下意識地朝杯中望了望，杯底上還留剩著一層薄薄的乳白色的液體，卻已完全涼了。她昂起頭來，將這最后一口牛奶喝完。她想，一切不都已經這樣了嗎?那也只能這樣了。

　　她是這樣的一種女人：表面冷，內心卻火熱得很；她也是這樣的一種女人：表面傲，內心有時也自卑得很；她又是這樣的一種女人：不跨出這一步時也就一直不跨出去，一旦跨出了，也就無可救藥地跨出了。她不明白，同時也永遠不想去弄明白，究竟她跨這一步出去的真正意義何在——發泄?平衡?報復?還是真為了去滿足一種長期被壓抑在心中的沖動?

　　所謂女人是感性的動物，至少，這個定義于湛玉是相當適用的。

　　但她卻完全理解影響她接觸異性的全部障礙就是她的那份霜冷的自恃與自傲。但這是一副她與生俱來的面具，一旦戴上了，好像注定了要一世戴下去了，脫下了就不再會是她自己了似的；而戴慣了，連她自己都搞不清了，究竟這是一種偽裝呢，還是真實——或者所謂真實就是堅持了一世的偽裝?女人到了這個年齡，是會經常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對她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種男性作出評判的。起先，一個男人對她是否會構成某種吸引力的標準很苛刻：外表，地位，學識，人品，還要不乏幽默感。但漸漸地，她感覺到，所有這些標準似乎都在向一條準則歸攏過去。她問自己：這是什么?后來，她肯定地說：這是錢。她向自己解釋說，作為一個女人，你不一定要用上他的錢，但在如今的社會里，唯錢，才是一個男人的人生最綜合，也是最具說服力的成敗指數——難道不是嗎?她又即時向自己追出這么一句反問來，因為她希望為自己找出個理由來反駁她自己。但她找不到，于是，她便可以十分心安理得地接受這個結論了。

　　對于錢，應該說，湛玉從來就是在心底暗藏有一份敏感的，這極可能是源自于她父親的那份遺傳基因。其實，在半個世紀之前的上海，錢已毫無疑問地具有它在今日里擁有的那種地位了。但后來，不知怎么地，錢一批再批地給批臭了。人們似乎寧愿清貧而匱乏地生活在一種高調的理想之中，一個比一個裝扮得更虔誠。而錢的本身就臭了，臭成了某種庸俗人生和低級趣味的代名詞。在暗地里，盡管人人仍在偷揶著它，但明里，大家都得躲著點它，生怕不要沾著了什么腥氣和臭味。而那些曾賺到過錢和擁有了錢的人都好像是犯了罪似地，在別人面前都抬不起頭來了。他們成了另類人，社會贈送了很多頂帽子給他們，諸如吸血鬼、剝削階級、寄生蟲等等。在湛玉童年的遙遠的記憶里，她始終就對她父母間的那種奇特而隱晦的關系保持著一種戒備心態，同時也時不時地夾雜著點惶恐感。這自然不是她一個小女孩所能夠明了的關系，但那時的她已能朦朦朧朧地領悟到：很多時，這都是圍繞錢這一主題或由錢所引發的其他相關主題而起的。

　　湛玉的父親大她母親近二十歲。父親讀書很少，但他勤奮，聰明，好學，他是那種從十來歲便開始給人當學徒，從此便一邊小心伺候著師傅一邊認真學習技術的人。他省吃儉用，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攢錢，所謂成家立業，他是將此詞組倒過來理解的。他從小便有志氣，便立志要先干出了一番屬于自己的事業后再談其他。他的理想在他三十出頭的年紀上實現了，他辦起了一家小型的鐵制品加工廠，之后，他才成家立室，娶了她的母親。

　　這是上海解放前不幾年的事。那年母親只有十八歲，剛從蘇州的一家藝專畢業。母親長得很漂亮，這是湛玉從小便有深刻印象的事。母親抱著她的時候，她還能記得母親半邊臉腮上的雪白的皮膚和光滑曲線的側面。那時的紅磚法式洋房還不像后來那么地殘舊，它從前的猶太屋主剛回國，事業正開始蒸蒸日上步入盛期的父親便用二十多條大條子將它頂租了下來。洋房的正面有一大片花園，花園里栽種有幾棵樹，一棵白玉蘭，一棵法國梧桐樹，一棵夾竹桃和一株臘梅。在幼年時代的湛玉的記憶里，花園里永遠是一片藤綠花盛的景象，父親那時還雇有一位花匠，每周都來打理花園兩次。后來，花匠來得少了，再后來，就不見再來了。綠藤開始瘋長，亂攀；再再后來，當然，綠藤都枯了，死了，只留下一年四季都是那么一片光禿禿的泥地。只是大樹們倒是一直留在那兒，直到幾十年后，紅磚洋房又被粉飾一新，開成了一家海鮮飯館，大樹還在原來的地方長著。

　　那時候，屋子的底層是她家的客飯廳，湛玉與父母一起睡在二樓臨花園的大房里。客廳的一邊有一間偏房，偏房有兩扇落地的朱紅油漆的百頁長窗。推開長窗，再走下幾級花崗巖石級便能走到花園里去。偏房被用作書房兼母親的畫室。母親是學國畫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她總喜歡站立在她的那張臨窗而放的畫桌邊上，作畫。畫桌上鋪滿了白色的宣紙，一邊是墨硯，筆架和灰瓷的小水缸，母親穿一件緊腰身軟緞面的小夾襖，披一身亮晶晶的陽光，美麗極了。有時，她作畫作得得意時，便會轉過身來，一把將小湛玉抱起來，她用她那光滑的臉頰緊貼住女兒的臉頰，死命地親吻，嘴里心肝寶貝寶貝心肝一個勁兒地呼個不停。

　　隆冬臘月季，花園里鋪著積雪。臘梅花開了，陣陣馥郁的幽香飄入屋來。父親有時會讓司機“阿根”開車來接她們母女倆去他的廠里。于是，母親便穿上了一件海虎絨大衣，一襲高開叉的呢質長裙，玻璃絲襪，高跟鞋。她燙著一頭的卷發，又搽了點口紅，又撲了點香粉。海虎絨大衣是深棕色的，有三顆碩大無比的本色紐，母親的雙手插在一截毛皮的袖筒里，顯得十分雍容華貴。

　　那時候的弄堂十分寬暢也十分安靜，安靜到整天可以不見有幾個人影。(其實，弄堂一直就是寬暢和安靜的，即使在文革的那些最混亂的年代里。反而是到了改革開放之后，弄堂拓展成了馬路，洋房也開成了飯店，周圍這才開始不可救藥地嘈雜和車水馬龍起來。)整條弄堂只有三幢同式同類的洋房，前后錯落排列。小奧斯汀車一直開到她家的花園門口才停下，母親牽著她的手走下石級走出花園去。

　　司機“阿根”是個當時年齡不會超過二十的“大哥哥”，皮膚黝黑，體形健壯，梳著一種中分頭路的油亮光光的發型。每次，母親見到他時都很高興，話也說得最多，并盛開出一臉的笑容。母親將湛玉安排在后排的車座上，自己則坐在司機位的邊上，一路上與阿根有說有笑，去到父親的廠里。

　　父親的廠開在閘北的一條偏街上。這條街上開設的都是同類型的廠家：低矮的廠房，銹鐵皮

　　瓦楞復蓋的屋頂。銹爛的鐵制品毛坯堆得滿街都是，而半截煙囪這里那里地冒著慘白色的煙

　　霧。車在一扇粗糙的水門汀門廊前停下，她們鉆出車來。立即，就有一股振耳欲聾的沖床的

　　機器聲浪將她們團團圍住了，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濃濃的鐵腥味。母親與她就是在這種環境

　　之中走進廠去，走過車間，讓那些滿臉油黑的工人都轉過面孔來，目不轉睛地望著他們的那

　　位亮麗如花的老板娘如何在這一片巨大的聲浪之中從機器與機器的窄縫之間通過。

　　父親一般都是預先站在廠門口等她們的。他穿一件工裝背帶褲，披一件粗藍布的工作棉襖，滿手油污。別說是他人了，就連從小小的湛玉的眼中看出來，父母在容貌與外表上都是很不相稱的。那時候的父親的廠其實已經發展到了相當的規模了，工人也有百十來個，但父親還是閑不下來，仍會像他從前當學徒那樣地親自上機床去干活。他領著他的妻女來到他的那間設在廠區的小小的辦公室里，辦公室里很暖和，生著一只旺旺的煤餅管道爐，煤餅爐的鐵蓋板上“嘶嘶嚓嚓”沸騰著一壺開水，幾只烘熟了的山芋疙瘩擱在一邊——這是他充當午飯的食品。晚飯通常都是由父親親自駕車，帶著她們娘倆去館子吃的。無非也就是那么幾家，不是二馬路上的“老半齋”，就是城隍廟里的老飯店。父親最喜歡點的幾樣菜她至今都記得：鎮江肴肉，生煸草頭，紅燒圈子還有揚州干絲。后來，當湛玉自己也成了家有了孩子，而當那兩家老字號的飯館又在原地頭上經營起原特色的菜譜來的時候，那兒便成了她老向兆正建議去吃飯的地方。她還是點那幾樣菜，并不是那些油膩膩的本邦菜真對她的胃口，而是其中藏了份舊夢重溫的感覺。

　　一直到那個時期為止的她的童年的記憶中，錢以及其他的因素還未在她父母的關系間太明顯地浮現出來。一切似乎很公平：他有他的事業和經濟能力，她有她的美貌以及年齡的優勢。

　　后來便開始變化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反右，父親從他主導全家經濟的地位上逐漸地滑落下來；與此同時，母親反而走出了家門，走上了工作崗位，她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工藝美專當教師。

　　穿上了解放裝的母親還是那樣漂亮。不過，她已經不再燙發了，她剪了個女干部式的短發，顯得干凈、利落，大方。她經常伙同她的那班搞藝術的同事們說說笑笑地回家來聚會，每逢這種場合，父親都會很知趣地先同客人們打個照面和招呼，然后便將客廳讓出來，自己一個人退回二樓的臥室里去。倒是童年的湛玉，還能在大人們膝腿之間來往，穿梭，這個叔叔那個阿姨地叫一通，逗一逗，哈哈呵呵地熱鬧一番。她父母親之間的話本來就不多，現在似乎更少了，氣氛總有那么一點古怪和僵化。湛玉從小就是個聰明過人的孩子，她能閱懂母親望著父親時的目光：她有點看不起他。有時，他倆之間也會有語句上的齟齬，而每次，總是母親稍顯激動和激烈一點。她聽得她在高聲地說著一些斷斷續續的詞句，什么“銅臭氣”；什么“剝削階級世界觀”；什么“俗不可耐”；什么“難道還想繼續坐在別人的頭上作威作福嗎?”等等。這些話，都是以后到她完全長大成人了才明白了其中的含意的。但父親就顯得比較冷靜和大度，每當母親的聲調高昂起來時，他便反而默不出聲了。他是個隨遇而安之人，什么事情都講究個實惠和實用。其實來說，他從來就是個跟形勢跟得很緊貼的人。抗美援朝時，他捐錢又捐衣物；公私合營時，他帶頭上街敲鑼打鼓放鞭炮慶祝，仿佛這場運動不是令他失去什么而是讓他獲得了些什么，因此叫他有充分的理由由衷高興出來似的。之后，他又積極爭取，進了區工商聯做事。這會兒，父親是不會去與母親有明刀真槍的抗辯的，他是個識事務者，他還希望想通過母親的人事關系，請莉莉的爸爸老郝在暗中替他動作動作，晉升去市工商聯工作呢。但此事就始終沒有能夠實現，等到文革爆發時，父親已經老了。一般說來，父親有著很強的自控能力，也不會輕易失態，哪怕就是在自己的親人面前。以前，他雖然抽煙抽得猛，但卻很少點酒，文革遭批斗后，他沮喪得厲害，酒也因此喝多喝兇了。有一次，他說：那會兒，假如我沒錢，你母親會跟我?這話是只有湛玉和她父親兩個在場時他說的。她見他喝酒喝得很有點醉了，睜大著兩只充滿了血絲的眼睛望著她——這是父親的一次失態。還有幾次，也都是在酒后。父親會進入一種如夢如憶似幻似真的恍惚境界之中。他說：那些年，真是你爸爸的黃金歲月哪，每一天都有鈔票嘩嘩地流進我們的家中來；每年到年底一結賬，哪一年的保險箱里不會多出幾十根大條子來?錢哪錢!不管怎么說，錢都是樣好東西。但他們把我的錢全搶走了，完了，再將我一腳踢開，于是，我便什么都不是啦……他說著，都有點老淚縱橫的味道了。他又說，孩子，你要記住，錢這樣東西是永遠搞不臭的，也永遠少不了!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人生在世，沒錢缺錢的苦哇!……

　　父親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在文革的那些清教戒律統治中國最嚴酷的年月里，但湛玉全聽得懂；非但聽得懂，而且全都能理解；非但能理解，而且還有一種深深的認同感。她伸出兩條手臂來環抱住了父親，輕輕撫按著，撫按著他那都已經彎駝了的背脊，背脊上上下下激烈地起伏，又像是在呼吸又像是在抽泣。她從小便是這樣的：在感情上，她是站在父親一邊的；而在對氣質和對人生理想的贊美上，她又傾向于母親多一點。待到她長成年了，這兩個自幼年起就形成了的逆向情結經常會交錯輪番地在她的心中上上落落，出出沒沒；不可捉摸得有時連她自個兒也未必能感覺得到或分辨得清楚：什么才是什么。就像這會兒，當她突然看清小保姆擋著的手臂后面站著的是誰的時候，在她霎刻之念的閃光中，除了那位女影星，應該還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的。

　　反正，她決定跨出這一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