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九章    財富的背面

　　夜色愈來愈深濃起來的時候，雨萍還是一個人坐在大客廳里，她沒有去把燈打開，她呆在黑暗中。

　　權將它當作是我從酒柜上取了串鑰匙，換了對鞋，然后輕輕帶上了大門，沿著大坑道一路走去的那同一個黃昏。這樣，也許會更方便故事的敘述和增加它邏輯上的連續性。其實，如此情景幾乎可以剪接進雨萍的香港生活的很多章回的上下文中去。可能，壓根兒這個夜晚與那個夜晚就是毫不相干的兩個時段，但在回憶中，它們貼近得幾乎重疊。當然，最終她還是會去將客廳中的大吊燈打開，讓它放出一屋的光明；她也會跑到露臺上去張望點什么，然后又跑回客廳中來忙碌些什么，坐下來打個電話或接聽一個電話之類，但在此一刻，她什么也沒去干，她只是坐著。

　　客廳很大，她就一個人坐在它的一個角落里，感覺著暮靄如何從露臺的那邊滲透進來，然后將客廳中的陳設一點一滴全部吞噬干凈。她經常這樣來渡過時光，慢慢地習慣成了自然，而自然又演變成了一種癖好。事實上，雨萍也喜歡這種情趣，她從來就是個安靜得心下來的女人。這從她當姑娘的時代已經開始。她有一種隨遇而安，不太會讓煩惱上心的個性。而來到香港這么些年，她完全像是個被拋入了一片沙漠里的孤獨的旅人，周圍的一切對她都是絕緣的；而漸漸地，她也把自己向周圍的一切關閉了起來。人們說，香港是這人世間最充滿了誘惑力的一塊地方，但當她從銅鑼灣花花綠綠的街景中經過時，她感覺這是一片一望無際的物質與欲望的海面，而她人性的小舟在其中載浮載沉。

　　這兒與她童年時代上海的記憶太不同了。那個時代的上海雖然貧困，雖然臟窮，雖然還時常會有些擔驚受怕的日子，但不知怎么地，在這社會的表象之下，總少不了還會有一些生命情趣的綠色在那里萌動、抽芽。就好比一聲遙遠的嘆息，一旦嘆息出來了，其中倒也包涵了一種抒發一種感慨一種釋放了。或者說，那是一幀差不多已有點兒發黃了的黑白老照片，再差的影相設備，技術以及光線，都消滅不了相片上那些人物和景致的韻味。而今天，在香港，雖然天天都在出爐著一幅又一幅的彩色生活的海報，色澤艷麗，科技精湛，成本昂貴，材料優質，但卻沒有任何情趣可言，也缺乏景深度，她覺得這生活薄，薄得像張紙。

　　她不知道，這會不會是她的錯覺或者偏見?她從來便不是個自信心很強的人，她需要借助些什么來增強它。于是，她就將兆正表哥的作品拿出來再讀一遍。這是她在苦悶孤單的香港生活中唯一可以汲取點什么的精神泉源。當她將作品一頁一頁地翻閱而過時，他們那代人共同經歷的日子便又奇妙地復活了。在那個政治強迫人們必須將一切隱私的窗口都打開的時代，人們都不懂遮羞地生活在一個精神完全裸體的社會大群族中，資源共用，喜樂共享；沒有隱私意味著不分你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性的交流在那個時代充分得無法再分清彼此。從相隔了時空的今天來回首，那倒成了一種懷舊，帶上些了苦澀的溫馨的懷舊。

　　這種病態了的懷舊感后來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末的中國大陸也逐漸地彌漫、流行起來。只是雨萍要比一直生活在大陸的人們早了十幾二十年。原因就在于她在八十年代初就來到香港定居的緣故。

　　其實，當年雨萍申請來港并與我結合而共同生活純粹是一種偶然機遇的撮合。我早她幾年來港，她如今體念到的港式生活我早她幾年就開始體念。上海存活在記憶里：既是恐怖又是溫情。而當那溫情的一半呈夸張型態地投影在了我的記憶屏幕上時，我總是會自覺不自覺地去尋找出那個聚焦的中心來，她便是雨萍。就在這時，我接到了雨萍的來信，我迅速回信，語氣真切而誠懇，我只想找回自己丟失在上海的那一半的夢。

　　人的感情有時是可以寄生的。她將她對兆正的感情寄生在我的身上，而我則將自己對青春歲月的懷念寄生在她的身上。我倆結合了，互相吸取著對方寄生體上的營養成份，成長為了一株另類感情植物。

　　如此說法，其實只是人在過了天命年后的一種回首與反思時的結論，在哲學與心理學的層面上或者還有點意義；對于身臨其境者，充其量這也只不過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活法罷了。如把人的感情比作是一條長河的話，它既有源頭，也有出海口，如此而已，并不深奧。有一次，雨萍婉委地自我表述說，其實在當時，她是完全不知道我的家庭原來還是香港的一家有錢人家。她說此話時的神態顯得羞澀而文靜，還帶上了一點小小的局促不安。我笑道：哪又有什么不同?她說，假如當時她就了解實情的話，她或者……她將話頭在此打住，她生怕說出來會傷害了誰的什么感情。我說，當時?當時別說你，就連我自己也一無所知。你想，像我父親這么一位守舊而傳統的生意人，不到關鍵時刻，他能將他財產的實情隨便透露給他的一個在紅色大陸生活的兒子知道?這倒也是……她笑了，笑得有點蒼白。

　　應該說，我與她都是心照不宣的，我在其中藏進了一份狡黠。她指的是她給我寫信的那一次，而我卻故意將時間再朝前推移多十年，我倆一塊提著一張小板凳去街道辦事處學習聽報告的那會兒。

　　然而，大家終究都沒有說穿。

　　雨萍將談題偏出了一個小小的角度去。她說，她從小家境清貧，也清貧慣了。清貧有時不是件壞事，清貧之人清貧之家多了點生活的負擔，卻少了些生命的負擔。她還想說，她從沒將貧寒貧窮看作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和不光彩的事兒，其實人需要的是：即使生活在窮困之中，人與人之間仍要有一份真誠、體諒、關愛和互慰，這樣的人間才有溫暖。當然，那后半截話她并沒有直接向我說出來：這是我站在一個作者的立場而非一個聽話者的立場代她說出來的。

　　她不會說出口的話還包括如下一些她對于錢的感受：時至今時今日，她對錢產生的更有一種淺淺的厭惡感；她說不清太多的理論，但她感覺到在錢的花花綠綠的背后藏著點什么。

　　雨萍對錢的這種態度我是有所悟覺的。但我始終驚訝于：在這錢之誘惑泛濫成災的香港，她是如何能持平她的這種心態的?她從不過問我家的生意事；甚至當我的父母都老了，全盤的家族生意都由我接手了之后，她也從不置喙。對于這一切，我已習慣。我白天忙于工作，晚上與人應酬交際。我不太清楚她平時都在干些什么?我只知道在我不用車的日子，她會駕著我的那輛銀灰色的平治車去到海邊或郊外公園里去坐坐，望著大海和山色，消磨一個整天。有好多次，我很晚回家，見她一個人獨自坐在不開燈的大客廳中，有時將頭靠在那張貴妃躺椅的枕把上，已經睡著了。有時還沒有，見我回家，便起身，順手將大燈打開，讓一屋都亮晃起來。她笑哈哈地向我走來說，回來啦?她一般不會問我吃了晚飯沒有——她知道我一定是吃了。假如見到我一身酒氣，薰薰然的腳步都有些不穩的話，便會立即安排我去大露臺的一張藤椅上坐下來，先讓夜風吹吹額頭，隨即替我取來了拖鞋，睡衣褲和寬大的晨褸給我換上。且吩咐菲傭說，快，快去沏壺濃茶來；順便放水洗浴缸，讓先生洗個熱水澡再說。我很感動，甚至都有點內疚了，幾次都站起身來，表示說，讓我自己來，還是讓我自己來吧。但她每回都很溫柔地將我推回椅子上去，說，沒什么，沒什么，你辛苦一天了，就先坐著吧。

　　我洗了個熱水澡，重新精神奕奕地回到露臺上來，而她也已經搬多了一張藤椅來與我面對面地坐下，中間隔著一張藤質小圓臺，一壺香濃的鐵觀音和幾只紫砂小茶杯散布在桌上。露臺臨空，之下萬家燈火萬點星光，互相輝映鉆閃。我們就這樣坐著隨隨意意地聊著，聊著一個個無關宏旨的題目——我們從不談及錢或生意上的任何事情；雖然，有時我也有點兒想，但我卻未必肯定她也想，事實上，我可以肯定，她并不想。

　　這種情形，終于出現了一次例外。

　　那一年，97剛過，香港回歸不久。正當港人還沉浸在一片色彩繽紛的想像中時，正當人們將當家作主的那種感覺都寄托在了特首那一頭修剪得很整齊也很得體的寸短白發上時，一場復蓋整個東南北亞地區的金融風暴已席卷而至了。

　　在這之前，香港一片繁世盛景，股價樓價日升夜漲；餐廳酒樓夜總會卡拉OK游戲房，樣樣消費場所生意紅火顧客爆棚。人們盲目投資，辟地開店，認定：遍地黃金，哪有袖手不拾之理?街上出現了排隊輪籌的人蛇陣，好幾百萬一層樓，買起上來，就像去肉檔切兩斤腿肉一樣的隨便。恒指天天破紀錄，都達到一萬八千點的歷史新高了，但報上還在一個勁兒地鼓吹說：三萬點不也指日可待?

　　三萬點終究沒有來到。恒指在突破了18500點的頂峰后，便像爬上了極至把位的小提琴音階，一個帶哨聲的長音飄忽而過，其后便掉頭向下，沙崩而去。音符急速滾落，還沒等你來得及反應過來，音程已向下調正了整整三個八度。最后，當指數終于在6千點的基準音上一個長奏地喘定，人們才開始醒悟到原來自己虛幻的身價已掉去了三分之二以上。

　　社會開始了大恐慌。而剛剛只是豎立起個架構，還未及能站穩重心，展開管治招式的香港特區政府迎頭劈面就遇上了這么場大風暴，忙手慌腳，操戈應戰。

　　說起來，事情還是有那么一點巧合讓人頗費尋味的：1997年7月2日清晨，就當參加完畢回歸典禮的香港新貴們一個個地卸妝沐浴，然后在柔軟舒貼的席夢思床上睡下后不久，好夢還來不及做開個頭呢，遠在曼谷的金融交易場里，來自大洋彼岸的金融巨鱷們就打響了金融大戰的第一槍。他們是經過了長期的擦槍屯彈的戰備的，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他們金融的十字東征軍氣勢如虹，所向披靡；下了一城又一城，陷了一國再一國。泰國銖，韓國圜、印尼盾、新臺幣，菲律賓披索，新加坡坡元，馬來西亞馬元，他們的炮口所對之處，一座座的金融城堡潰塌如泥，一國國的政府亂作一團。

　　馬上，就剩下香港一座孤島了。

　　都有好幾個月了，一向都與美匯掛鉤的港幣實際上已陷入了四周密不透風的各路金融人馬的重圍中。但一切平靜，港幣的幣值非但奇跡般地巋然不動，還似乎比以前更堅挺了。一場決戰的態勢漸漸拉開，在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上，西方的金融大亨們與新生的特區政府以及特區政府背后站立著那個面目模糊的對手互相對壘，各自使出招數。新上任的財政司長滿臉自信地在電視光屏上露面，他不停地撫摸著他的花領結的邊緣，說：“狙擊港元——天方夜譚!”一切便撲朔迷離起來，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情報的暗流在香港沖擊、回旋、匯合然后平息。外表看不出什么，內里張力之大恐怕還不是八顆十顆原子彈的威力可以比擬的。

　　香港堅持了下來——金屬鈾的體積并沒有超越其零界狀態。但香港付出的代價卻是可怕地慘重。在之后的多少年里，香港一直都沒能從這么一錘的重擊之下恢復過來：樓市股市暴跌七成；無數公司和家庭破產；失業率屢創歷史新高；幾乎一半的中產階級都徘徊在負資產的陰影下。香港爭到什么了呢?除了面子就是深重的內傷。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在當時，人們只知道，那個剛回歸不久的香港又再度成了全球新聞目光聚焦的中心了。在這圍城的中心，一切人——官員、商人、市民——都像生活在一只即將要炸裂開的悶罐之中一般的窒息、難熬。

　　其實，在此之先，清醒的西方傳媒已在反復地傳送和提示某種信息了，這是有關經濟在膨脹之中可能所形成的巨大的泡沫，并預言了一場泡沫一旦遭爆破時的末日景象。但一個社會就像一個人，誰愿在好景之時聽逆耳的忠言?這也是一種社會的羊群效應(在上帝的眼中，人類從來不就是一群迷途的羔羊?)，之前的盲目跟風和之后的互相踐踏都出于同一類未恐不及的心態。

　　而事情的可悲就可悲在：有人冒領了上帝的這根執羊鞭，搶先將群羊趕進了絕谷。而我，也是這群不幸羊群中的一只。

　　我幾乎將公司的全部產業都押注了上去。人在那種時候是很難抵抗住誘惑的。事后回想起來都有些脊梁骨上都會滾下冷汗來的后怕。我把父親留給我的全部固定資產都轉化為了可供流動的現金，現金的拳頭握起來，一下又一下地出擊。那些年，我頻頻得手，公司的帳面資產值上漲了好幾倍，而這也不斷讓我獲得一種巨大的成就感——至少，我想，我沒讓自己落伍于這一日千里發展的經濟形勢。但又有誰能想到呢?這種所謂“成功”其實正是為日后災難埋下的禍根。蓋天鋪地的金融風暴降臨了，首先高速收縮的便是現金——流動現金。剎那間，一家家公司的不動產——即使再龐大——也都變成了一艘艘擱淺在沙灘上的大船，動彈不得。

　　銀行來電話了——香港銀行扮演的角色只有一種：好景時的錦上添花者而決不是逆境里的雪中送炭人。電話說，某某先生，敝行素仰閣下卓越之商譽，只是鑒于形勢，我們也不得不收回部份貸款。這是不得意而為之，還望閣下見諒。二周之內，還盼閣下能辦妥，云云。語氣十分客套，也很歉恭。但二星期的限期，就是再長一點，在這各處銀根都十分緊絀之時，誰又能到哪里去調度來額外的頭寸?這點，其實，催款人的心中比被催者更明白。但辦法還是有的，銀行說，事實上，他們已對你擱淺的每一條船都已作出了詳細而精確的估值——你還不至于資不抵債么，他們說，他們是愿意助你一臂之力的，開閘放水到你的船底下來，讓它重歸商海的，要知道：船一旦擱淺，可就什么都不是了啊!當然，這樣做是要有代價的，他們又說道，您是明白的，天底下從來不會有免費的午餐。

　　于是，選擇只留下了兩條：要么全軍覆滅；要么將自己最優質的資產恭手讓人，而后再為自己留下一條華容小道，撤退。據說，這便是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天理。誰叫你自己不開銀行的?銀行才是永久的贏家。市道好的時候，他們與你是同一條戰壕里的戰友，槍口一致朝外，從市場去攫取利益、利潤；當市道變壞，市場變得再也無利可圖時，他們便會突然掉過槍口來指著你，說，你不是也曾賺到過錢嗎?那就把它統統繳出來吧。事實上，他們才是最有資格說此話的人，因為你有無賺過錢，賺了有多少，誰還能清楚得過他們?他們穩穩地坐在釣魚臺上，愿者上鉤。一旦非常時刻來臨，他們的客戶才突然發覺，原來自己一早已經成了他們的網中魚甕中鱉。怪不得香港政府從來就反復強調，香港的金融堡壘是堅固的，銀行體系十分穩健。如此作業程序，不穩健才怪。

　　1998年8月14目。我喪魂落魄地駕著車向家的方向駛去。我的思緒亂極了，所有的有價證券的價值都差不多跌去了一大半。在此價位上全數沽出，蝕定了，今后很難再有翻身的機會；但假如堅持不賣，眼下這一關如何闖過?我渾身乏力，精神頹喪得幾近崩潰。到家門口了，雨萍笑意盈盈地前來開門，一如往昔。她替我取來了拖鞋，又吩咐女傭沏茶洗缸放浴水。但我說，我不愿再上露臺去坐了，我只想回房中去，在床上攤手攤腳地躺下來，我說，我疲憊不堪。她陪我進房來，坐在床沿上。我將頭擺在兩只疊起的枕頭上，望著她的那一張仍然在輻射著笑意的面孔，想，你可知道外面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嗎?我說，雨萍，我們可能會破產。

　　但她平靜地回望著我，并沒有一點兒要將笑容收斂去的意思。我有些驚訝，心想道，她不會沒聽清楚我說了些什么吧?于是，我再說一遍。她開口說話了，臉上還留著些笑的余波。她說，我們一無所有地來到這里，最多，我們再一無所有地回上海去。

　　一句話，把我說得從床上坐了起來。這是一句意料之外，卻又是情理之中的話。我應該明白：這才是雨萍會說出來的話。

　　我認真地望著她，我必須承認她變了，在歲月的風化作用下，她變了。她變得皮肉松弛，變得有不少細皺紋爬滿了面孔，變得目光都有點渾濁了，但她分明還是三十年前的那個街道學習班上的雨萍。在之后的那么多年中，她無聲無息地消失了，而今天，當人生的困境再度來臨時，一個真真實實的她又站到我面前來了。

　　我很感動。我一把拉住了她的雙手，在這外面世界一片驚濤駭浪的海面上，我感覺自己終于踏上了一片安全的甲板。其實說來也有點不太合邏輯：她又哪來拯救這一切的能力?但不然，僅此七個字：一無所有回上海，就將某種藏在我心靈深處最大的安全感給激活了；這是一條生命的底線：再失敗，再潦倒，再絕望，回到母親的屋檐下，我們不照樣能像從前一樣快樂地生活?我說，雨萍，你再說點什么，再說多點什么吧——我愿聽你說。

　　她笑了，笑得很美很燦爛，又有點靦腆。她說，你要我說什么呢?我是個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人啊。

　　但接著，她還是說了。她說，我們不要太多的錢——我們干嗎一定要很多很多，多得可能一生一世也都用不完的錢呢?從前在上海，我們并沒有很多的錢，更不知道自己將來會不會有錢，以及會有多少錢?我們甚至根本沒去想過這個問題。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生活并不見得就不是另一種令人向往的生活。錢的數額以及用處僅僅是用來過活的——在這條標準線之下，錢的作用是正面的。再超過，錢就會逐漸變質；它會變成一個掠奪者(其實，錢之本身不也是一件掠奪來的戰利品?我偷自想)，錢將本應屬于人的很多東西都一一掠奪了去：理想、時間、情趣、寧靜的心情，還有良心良知的原始美。完了，它還叫人去愛它，愛得它瘋狂愛得它盲目愛得它甚于一切，包括生命的本身。這，又有什么意義呢?——你說說，我的這個關于錢的道理是對呢?還是不對?

　　我想說，雨萍啊，雨萍，你要我怎么來回答你呢?在這么個時刻說這么一番話，如此樸實如此高深又如此真誠!但我卻選擇什么也沒說，我保持沉默。在以后的日子里，隨著形勢的逐步轉危為安，雖然，我對她的這番話的記憶濃度再一次地又愈變愈稀薄了(我不得不坦認這一點)，但理智永遠在遠方的某一處提醒我說：雨萍，只有雨萍，才是那個會在危機的黑暗背景上突然向你顯現的，一具戴上了光環的形象。

　　但無論如何，這席話對我今后生活的潛在心理影響仍然是十分巨大的。自從那次之后，我便開始對錢的這個主題變得心灰意懶起來，我隱隱感覺到，人對錢的擁有之中是藏著一份宿命的。對待這個問題的最佳態度是順其自然。因為有時，讓你千方百計給爭到了的未必就能證明是件終極意義上的好事。

　　也出自于這同一個思考角度，我便開始對一切人的對于錢和賺錢這類主題所表露出來的過份熱切都會懷上了一種本能的警惕。有些事，我永遠也說不清；也不愿去向著一張張迷惘的、卻又是輻射著強烈的好奇以及興趣的面孔去企圖說清——我直覺這將是一條通往不果之路。

　　再回到那一晚的記憶中去，應該還有些情節上的延續的。

　　我想，我當時望著雨萍的無言的目光一定是充滿了感激感動感慨以及各種其他復合情緒因素的，這與那一回，在東虹中學的食堂批判會上，當我望著兆正拿著我的那本草綠封面的日記本向長課桌后的那位革委會主任走去的情形有點相似。然而，雨萍好像并不太受落于我的那種目光，她的眼神走了，望去了別處。她將手從我的雙手之中抽出來，起身，取來了電視的遙控器。她說，我們做些其他事，我們看一會兒電視，好嗎?

　　電視光屏上正在實況播出政府出面召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港府的三位負責財經事務的最高級官員一起出鏡亮相；中間站著的便是那位打花領結的財政司司長。此回，他神色凝重，再不作微笑狀，也不摸領結的邊緣了。他一字一句宣布說：從此一刻開始，港府將高調介入，正面對抗國際投機家在金融市場上對港匯港股港幣的操控和一切狙擊行為。戰局終于明朗化，坦克陣地戰拉開了決戰的架勢。我一咕碌從床上跳起來，抓住了雨萍的肩膀。我說，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她搖搖頭，她不知道什么——她當然不會知道什么的。我說，我們有救啦!

　　我熄了電視，也熄了大燈，只留下一盞幽幽暗暗的床頭燈映照著全房間。我拉起了雨萍的雙手，說，今晚，我不想再干點別的什么了，我們……我們就早點兒上床吧。她有些困惑地望著我，但隨后便明白了。她笑笑，沒作任何表示，只是順從地再次在床沿邊上坐下來。

　　從事后的角度回望，我很難準確地描述出當時自己的心理狀態(無論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我只感覺自己的那類欲望突然變得出奇地強烈。這是一種欲望的混合體，帶有報復也帶有補償的性質；這是絕望之中盼待希望能重新降臨時的一種心理變奏。我已記不太清楚那時我與湛玉的關系已經發展到什么程度了；反正，在此一刻，我只覺得我需要一個“她”，不管“她”是誰。

　　雨萍沒有拒絕我。她平坦地躺在床上，任我解一顆顆地解開她衣服的紐扣，然后再將它們除掉。我是雙膝跪在她的身邊，干完這些的。現在我記起來了，在我與她新婚后的頭幾年里，這類情形經常發生，她只是順從，除了順從還是順從。她的表達習慣是：要在一切都成為了過去之后的某個不經意間才會向我暗示些什么。

　　于是，頃刻之間，我的欲望便開始急劇退潮。當她已經一絲不掛地完全展現在了我的眼底下時，我感到自己已經到了那種臨陣脫逃的地步了。我望了她最后的一眼，我見到她也正用眼睛回望著我。或者，我把她當作是誰了?又或者把誰當作是她了?而她呢?她又把誰當作我，把我當作誰呢?

　　也許，我與她的心中都明白。

　　我感到全身乏力，我在她的一旁平躺了下來，久久，不再有動靜。她悄悄伸過一只手來，在我倆躺著的中線上握住了我的一只手。她用手指叉進我的手指間，就這么地停留在那兒，靜止著，誰也不說什么，誰也不干什么。半晌，她才抽出手去，側過身去，睡了。她將一大片裸白的背脊對著我，我聽到了她發出的一聲若有若無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