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話，她聽來就更加入耳了。

　　這樣的人材，理應才盡其用。于是，她在出版社里的被重用就顯得有點合情合理也頗合眾望所歸了。幾乎沒有什么太大的人事障礙，她從編務人員，助編，編輯，副編審一路升遷上去，最后終于停留在了編輯部主任這個行政職務上朝前不動了。但她已很滿足，她連大學都沒上過，而如今社里頭的碩士生也有好幾個。再說，這個不大不小的職銜，在一家出版社來說，也算是個相當有實權的中層干部了，外面的世界她見不著，也用不著她去想象和操心，反正在本單位里，凡人見著她，笑臉與哈腰一類的姿態還是少不可免的。

　　這種形勢至少在1989年之前一直是如此的。然后便到了89年，中國逼近了她那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個十年。

　　晚春的某一天，湛玉一早上班來到編輯部。她見到編輯部里人人都顯得很興奮，大伙兒圍成堆，談論著什么。連長病號也都趕來單位了；還有那些個平時在辦公室里存在了等于不存在的木訥之人，現在也都站立在人圈的外一層，結結巴巴的，想插嘴，但又插不上嘴，急得臉都憋紅了。湛玉感到好笑，她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這些天來，誰都沒有心思上什么班了。社會上的形勢已經開始變得風起云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這股颶風的成形處是在北京，準確來說，應該是北京城里的那一片廣場上。廣場上有一座紀念碑，開始的時候，紀念碑的四周堆滿了花圈，有人在碑座前發表演說，有人寫詩和朗誦詩。人群激憤了起來，于是，旋風的中心氣壓便一點一點地形成了。后來，颶風從廣場刮上街去，刮遍了整座北京城，再從北京吹向全國吹來了上海。

　　湛玉從中感受到了文革初始，各校停課，各廠停工鬧革命時的那股子猛勁。那是1966年初夏的事，她才十七歲。就像這回一個樣，當時，每個人的心中撲騰著一種莫名狀的興奮，都以為改寫歷史就從這一刻開始。但后來，證明釀成的是一個空前的長達十年的歷史悲劇。這一次的結果會不會也一樣呢?她相信不會：因為，時代畢竟不同了。

　　當然，從十五年后的今天回首，一切已清楚不過。然而在當時，就誰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整個社會就像是一條被斬斷了纜繩的大船，在波濤洶涌的海面上的溜溜地打轉。各單位在看市里，市里看中央，中央在看誰?沒人知道。

　　湛玉整理著自己桌面上的文件和稿件，顯得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她見到有幾位同事正向她的桌旁靠攏過來，他們站到了她的辦公桌前。下午，社里要召開全體員工大會，會后，再一齊上街去游行。他們要求湛玉也能代表編輯部在會上表個態，說幾句。湛玉不語，但決心已經悄悄下定。

　　其實，在這之前，代表了人民先進思潮與社會超前意識的文人們早已在蠢蠢欲動了。他們

　　在暗地里振臂激昂，在臺底下磨拳擦掌已有好多年了。他們踏上紅地毯，登上世紀講臺，他們呼吁說，先有了物質文明才會有精神文明，歷史的腳步不等人哪，而只有納入了國際大潮流的民族才會有自己真正的生存空間!這類話都說得很有感染力很有鼓動力，這類話換來了千千萬

　　萬民眾的歡呼。

　　湛玉毫無疑問地認同和贊美這些觀點。而她的自我感受卻有點是跨于兩者之間的：她當然是屬于那千千萬萬歡呼人群中的一個；但她似乎也屬于那一批批登上臺去慷慨激昂中的某一個。她平時一般都很冷靜、含蓄，也頗有克制力，但在那會兒，她真有點激動了。那天下午的員工大會，她一反常態地上臺去，作了一篇措辭相當激烈的發言。她說，這是我們這代人不可逃避的歷史責任——難道不是嗎?它落在我們的身上，就像七十年前的五四時代它落在了我們的父輩身上一樣。我們的父輩摧毀的是一個腐朽不堪了的封建體制，那要等待我們去摧毀的又是什么呢?她沒說穿什么，她只是提出了一連串的反問句，她認為這樣的提法會更有力。

　　她的發言博得了全體與會者的熱烈掌聲。她從講臺上走下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她的雙頰因激動而變得嫣紅剔透，顯得比平時更加光彩奪目。她的自我感覺好極了，她覺得，只有在此一刻，她才真正走進了一個屬于她自己的生命角色中。

　　但事情并不像湛玉，也不像許多人預料的那樣發展。不久的后來，便爆發了大規模的北京學潮和政府平息學潮的種種舉措。再后來，出版社里就有人提出也要同她來個秋后算賬。而提出秋后算賬者正是當時對她的發言報以最熱烈掌聲的人。但畢竟，群眾的大多數還是講道理的，而經過了文革洗禮后的領導也是有理智和理性的。他們都出面保她，說她也只不過是受了點社會上某種思潮的影響罷了，根子不在于她本人。再說，那次的發言，她也沒說什么呀；她一貫積極上進，工作認真負責，品行又端正，她愛國愛黨之情不容懷疑。如此這般，這才讓她的事情不了了之過了關。

　　其實，湛玉自己倒并不太在乎這些事的，她的性格中素來就有一種敢做敢當的成分。只是在“敢做”之先，她一般都會有一種深思熟慮的習慣。而一旦做了，也就做了，她不會推更不會賴。那一個時期，不知怎么地，她的思想空前活躍，情感也特別躁動，有一種像是沸騰著的巖漿在地殼之下涌動，時刻準備攻其薄弱環節噴柱而出的強烈的豁出欲。她本來就喜愛看那一類書，現在，她更是去資料室找來了幾乎所有的十八、十九世紀的世界經典名著，沒讀的讀，讀過的再讀多一遍。這都是些寫實主義大師們的巨著力作，作品氣氛濃烈，場景龐大而逼真，人物更是一個個地被大師們雕鑿得入微肌里，呼之欲出。她完全沉湎到了這些小說的情節與氛圍之中去了。其中尤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文藝沙龍，那一片片星羅棋布地存在于那個腥風血雨時代中的藝術與人性的綠洲最叫她醉心。小說往往是以一家或幾家沙龍的聚會活動為主軸背景來作輻射式的情節開展的。而那個時代，這類沙龍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一、二位貴夫人，高貴、美麗、富有，同時又精于學識藝術音樂哲學，擁有迷人的社交手腕；所有的大作家大畫家大藝術家以及革命者都不約而同地來此聚會，他們圍著她(們)團團轉，一個個地與她(們)發展各種不同形態的曖昧的情愛關系。湛玉向往這種生活，她幾乎都將自己幻想成了其中的一名女主角了。

　　但這段歷史和這幅歷史場面并沒有在廿世紀末的中國社會重演。90年過后，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價值觀時代。

　　那種一日千里的經濟形勢和排山倒海的市場陣容反而令湛玉有些感覺不適應起來。同時感覺不適應的還有那些昔日曾經登臺呼吁物質文明時代趕快來臨的文人們。他們先是困惑，次是懷疑，再是有點不知所措，最后，竟然都憤憤然得都帶點兒對抗情緒了。情勢是這樣演變過來的：物質先開始“文明”了不久之后，便很快全線泛濫了起來。天底下的事情，尤其是中國的事情，不做則已，一做往往過火，這回也差不多。作家文人們的社會身價開始貶值，形象淡出，影響力也隨之而降低了。這是因為社會自有她愈變愈強烈了的興奮灶，那便是錢。它壓抑了人們對其他一切的興趣。別的道理暫且不說(其實也無法說清)，千不該萬不該，最不該的是：社會居然也漠視起了他們這一批精神貴族的存在，要知道，中國歷朝歷代走過來，無論當政者換誰，他們從來便是某種社會特權的當然享用人啊。但沒用，從西方全盤借鑒過來的實用主義的價值觀絕對蔑視這一套。傳統?傳統算什么?尤其是中國特色的傳統。不是說，我們正是在這種傳統的腐朽氣息的薰陶下足足滯步緩進了幾千年么?不是說如今國門打開，我們都要迎接國際大潮流的神圣洗禮么?所謂“國際大潮流”，其組成的主流文化便是西方傳統和全套西方的價值觀，懂嗎?!文人們啞了口，好龍的葉公們如今談起龍來，也都顯得有點色變兮兮了。

　　恰巧，兆正和湛玉的搬家也趕在了這一個時期的前后。

　　于是，她搬來新居生活后的壓抑的心情便顯得有點兒有跡可尋了。但嚴格說來，它的成因應該是雙向的：不單是那些名人住客對她造成了某種心理壓力，反過來說，她也沒從心底里去瞧得起過那些名人。她太了解他們了，盡管囊中羞澀，但還得一個比一個裝得更闊綽更豪氣更顯赫更見慣大場面和更脫俗離世當然也就更不能與常人一般見識。他們暗中覬覦的當然還是錢，但當人面卻總是扮得十分灑脫，表示說，錢這東西算個啥?我等從來就沒將它放在心上過。他們生活得其實也很累；他們最理想的賺錢模式是：既能保住面子(在他們的圈子里，名聲的面子很重要)又能賺到“夾里”(在他們的圈子里，錢的“夾里”也一樣重要)；不花什么大力氣，便能將自己名聲的軟件于對方的不知覺中將他們錢財的硬件給誘引了回來。湛玉看得真切，想得明白，她在心里直發冷笑：瞧你們折騰的，這年頭，我看，難!她從來就是個傲氣過人的女人，這會兒她看不起她的這班芳鄰就如當年在學校里，她從沒看得起過那些從窮街上出來的，卻自以為自己有著紅透三代人的家庭背景的狗屁同學一樣。她一直有她很強大的直覺，而她，又是個毫無疑問地跟著直覺走的女人。她的直覺是：眼下，能令她心儀的男人至今還沒出現，反正這人絕不會是類似于這幢大樓住客中的某一個，當然，也包括了兆正在內。

　　與此同時，她也開始敏感到出版社，其實何止是出版社，而是整個文化系統里的某種不尋常氣氛的漸漸成形。此處彼處，這里那里，人們似乎都在背地里悄悄地醞釀著一種巨大而又根本的生存形態上的改變。如今清雅清淡清高換不了飯吃，怎么辦?社長總編壓力最大。他們找湛玉來商量，說，你父親以前開過廠做過大生意，你也一定會在這方面有特殊的天份和頭腦。接著，又召開全社中層干部會議，壓下各種創利創收的指標和任務。所謂領導，都是這樣的：上面壓下來，夾在中間的他們便將指標加了碼分流分壓到下邊去。完了，待到收割的季節到來時，除了能收獲到向上交差的那一份之外，自己這兒還能留多一份額外的，以備不時之需。湛玉覺得大家都有點不務正業的味道了，但什么才是“正業”?領導解釋說(領導的領導也是如此解釋給他們聽的)：只要能賺到錢而又不犯政策錯誤的，就算是正業。她當然不很同意這種提法，乍一聽，甚至都有點兒起反感了，但她卻也說不清楚個中的道道來，再說，這么多年來，服從領導也服從慣了，從來就是黨(領導代表黨)指向哪里，我們就奔向哪里(她記得在她很小很小的時候就在街上見到過有類似的一幅宣傳畫)，體制決定了，他們那些當下屬的人不需要，也不必要，更不應該去多想點什么；思考是人類的一種功能，長期不用，也就退化了，而退化了也就安份了。現在，領導又指明了方向，不朝前奔，行嗎?

　　不過有一點，她是愈來愈深刻地意識到了：如今只有錢，這一樣東西才具備了能壓倒一切的氣勢、氣概和氣魄，因而也只有錢才擁有了真正的發言權。

　　說是這樣說，但對于賺錢，其實，湛玉也與別人一樣的一竅不通——她覺得，家庭的遺傳特質到她那一代或者已經退化?但她還是搜腸刮肚硬著頭皮向領導提出了一些所謂的“創收”的方案和計劃。比如說，賣書號出書，又比如說，向上頭申請一個刊號，辦一份暢銷型的軟性類生活雜志；再比如說，與港商合資搞一家彩印廠承接社內行內甚至社會上的各種印刷業務等等。甚至于，有一些建議都幾乎要豁出文化的圈外去了(你不是要我們大膽設想嗎?——她笑瞇瞇地向聽取她匯報工作的領導作出如此解釋)，諸如開一家書店，再兼經營幾張咖啡臺座，讓客人們可以邊喝咖啡邊聊天邊揀書來閱讀；或索性就開一家以文化特色為招徠的飯店，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下海去大干它一場，等等之類，亂七八糟一大堆。

　　領導當然不會全部采納，領導畢竟是領導，領導有領導的地位、權威，也有領導的藝術和胸有成竹。再說，除了湛玉，別人也有交上來的一大堆方案。然而，就其中一、二，經過上上下下的反復研究和探討，還是有了些共識的。于是，便準備一試。但不試不要緊，一試便知道了深淺。凡紙上談兵的方案，一經實施下來，十之有八、九都是以失敗還以招惹一大堆麻煩事而告終的。還有一、二也最多是打成平手，不來不去，做了等于不做。看來，生意經這東西不好搞，錢沒那么容易給你賺到手哪!湛玉想念起了自己的早已去世了的父親，心里有些悵然更有些難過。她突然明白到：原來，她是那么地愛著父親的；童年時代，少女時代的她只是將這種情感壓抑著，沒曾，也沒敢充分表達出來。但等到她希望表達時，卻已沒有了機會。她覺得自己有一種說不清楚的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在這個辨不清東西南北價值觀的渾沌時代，人老像是吊在半空中的一件懸物，任憑空谷來風，將你吹向這邊又吹向那邊。

　　但有一樣東西是絕對信實的：那便是錢。錢是一根繩索，不攀緊它，誰都會跌入一個無底的深淵中去，萬劫不復。

　　從表面上來講，她開始對一切能賺到錢之人，尤其是那些能不露聲色舉重若輕賺到錢之人——比如說自己的父親，還比如說誰，連她自己也說不上——產生出了一種別開生面的認識和由衷的崇敬之情；但就內里而言，她感覺到的是一種焦慮和渴望的煎熬：焦慮她會永久地失去點什么以及渴望能擁有和被擁有。她朦朦朧朧地意識到這可能是她的某個童年情結的延伸與形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