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二章    兩條人生平行線

　　更令我確信我與兆正之間有一種生命的暗臍在聯系著的另一個跡象是那一晚——就是他沿著淮海路一路西行而去的那一晚——我也恰好在同一個掌燈時分，被一種莫名的沖動激勵著地離家出門去。這是我在之后才聽說的。當時，我們不約而同地由東向西行，思考著類似的人生主題，梳理著一樣紛亂的思緒，自我安撫又自我鼓勵。對于湛玉的感覺，一個失去了，一個得到了，就如在三十年前一個得到，另一個失去一樣。但卻一樣都有一種空虛感，無奈感，飄飄然然地浮在半空好像老找不到那種能回到地面上來的腳踏實地感。

　　我細細地回想起了這一晚來。

　　當我從我居住的那幢位于港島東半山的住宅大廈的鑄花大鐵門里走出來之前，我應該是先經過一片寬闊的停車坪的。一個熟識的大廈管理員迎上前來，堆著笑：今晚不開車嗎?我搖搖頭，我想，他一定覺察到我臉上的什么表情了，沒再說點什么，便從我的記憶之中退了場。我繞過了一輛淺灰色的“奔馳”，又在一架紫紅的“積加”車的身旁經過，然后便走到了街上。

　　初秋的香港，天氣仍十分炎熱。近晚時分的半山區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花的甜絲絲的香味，香味之中還帶有一種酒的醉意。橙紅色的落日現在已經完全沉落，落到地平線下去了——它沉沒之前的那最后一幕景像我是在我家那臨海的露臺上完成觀摹的——遠處，香港中、西環商業區的高樓大廈們的簇簇的黑色巨影彼此復合重疊，像鋸齒利牙一般地割據著西邊海面上的那片仍是十分明亮的天空。而薄暮像一層輕紗，開始升起，飄逸、優雅，將這遠遠的一切都巧妙地籠罩在了其中。

　　那是一幅十分壯觀的場面，從東半山山脊上的任何一個方位，只要沒有建筑物遮擋視線，你都能望得到。此時，在我的頭頂之上是一片寧靜無比的天空，碧澄的天幕上鑲著一兩顆明亮的星斗。路燈剛點著，橙黃色的，背景在還是相當明亮的天空上，一盞一盞地排列開去，仿佛是一長串會發光的裝飾物。蔓藤植物從兩旁的山壁上掛下來，晚風吹過，像山的一縷縷飄動起來的綠色的長發。

　　窄窄的人行道上，行人十分稀少，只有晚歸的私家車從我的前方或身后無聲而疾速地馳近或超越而過。在這片高尚住宅地段，車輛一般都很少鳴號，只是在前方的某幢大廈前，一輛抵家之車會漸漸減速，黃邊燈巴眨巴眨地靠向道邊，等待大廈的鐵門為它打開。

　　在大坑道黃泥涌夾道的道路交匯處，我繞過了一個車輛回旋點之后再穿越過若干條交叉的斑馬線，走上了上司徒拔道。山道更窄更陡，行人也更少了。我一路向落日沉下的方向走去。我裝得有些行色匆匆的模樣，但我是漫無目標的；我不知道，就在這同一個時分，遠在千里之外的兆正也正沿著淮海路漫無目標地一路西行而去。司徒拔道兩邊豪宅的窗洞間，燈一盞接一盞地全亮了起來，夜色開始深濃。透過寬大的露臺望進去，有人影在水晶大吊燈之下晃動。有狗吠，一個身穿睡袍的年青女人坐在露臺上的一張白色沙灘椅上，她的雙腳擱在另一張椅子上，她撫摸著一頭躺在她膝上的長毛狗。

　　我先想到了上海的她，接著便立即聯想起香港的她來。

　　當我在露臺上觀摹完落日那最后一幕回到客廳中來時，客廳中的光線剛開始晦暗下來。在朦朧之中，家俱們蹲伏著或站立著，像一匹匹溫順或者是居心叵測的野獸。聽到聲音，雨萍從房中急步跑出來，依在門框上，便止步不前了。她只是用目光望著我(我雖沒去回頭看她，但我能感覺到)，望著我拖椅，穿衣，著鞋的一切細節。我從酒吧柜上取了串鑰匙，掉轉頭去。不知怎么地，只要在與她對視的一霎間，我都能在她的眸子里找到兆正的影子。這是個消失了五官的他，影影綽綽地存在于遙遠的年代里。這常令我對她無端端地生長出一種疏遠感來。我說，我出去一會兒。她說，嗯。之后就不再多問了，或者她知道，即使她問，我也未必會答她。

　　其實這一次，我真也答不上來。連我自己都不明白今晚我為什么要出去?出去又去哪兒以及將出去多久?

　　我認識雨萍在三十年前的街道青年的學習會上。那時，我們都是待配在家的應屆畢業生，每逢星期三、五都要自帶一張小板凳集中到居委會，坐在那兒聆聽二報一刊的社論或是最新最高指示的傳達。有時，街道里委也會請來某位在舊社會苦大仇深的女工來為我們作憶苦思甜的報告會。這些滿臉皺紋，扎著發髻的女人通常都是些上了年紀的文盲，能被請來作報告，自然覺得很光榮，教育下一代的責任也十分重大。她們因此都會全力以赴盡其所能所知地將報告作得有血有肉，生動而有說服力。她們一直從日本人講到國民黨反動派，講到資本家以及走狗，講到社會上的地痞流氓、講到“拿摩溫”。有一次，請來的是一位干癟瘦小的矮個子老太太，講一口硬梆梆的本地話。舊社會，她是給一家人家當傭工的。老東家真是個大善人哪，阿彌陀佛!她說，穿剩吃剩下來的什么都讓她給帶回家去，所以那陣時她家什么吃穿都不愁。大熱天，每天還可以捧一只平湖大西瓜回去；隆冬天的年關前后更是糕團南貨腌臘，她斜乜著眼睛望著屋角的某個位置，掰著手指說了一大串品名。她說她算是她的那些姊妹之中最命好的一個了，找到了個好東家。但到了現在新社會反倒什么都沒了，她兒子分到廠里當學徒，每月拿十八元二毛五的赤膊工資，這怎么個活下去法?這怎么個討娘子法?她說說就感慨萬千起來了，她說，她只能用她的退休工資去津貼她的兒子了，其他還有啥法子可想?——她壓根兒就沒有搞清哪一截歷史應該接哪一截?哪一個朝代之后才換了哪一個?直到有人在臺下聽出說不對勁，趕緊上臺去把她請下來時，她還嘟嘟囔囔地爭辯說她還沒講完呢。把我們那一屋子的待配青年一個個地搞得啼笑皆非，忍俊不禁。就那一次，雨萍坐在我的邊上，一張圓而白嫩的娃娃臉，咬著下唇忍著笑的樣子十分可愛。于是，我們便互通姓名，相識了。

　　談到兆正，那是自然而然的第二步。雨萍說，她從小就崇拜她的表哥，她表哥是一個很聰明也是很有天賦的人。我便表示十二分的認同。她說，他畢配去了崇明長征農場圍海屯墾，是她替他縫制準備了全部細軟的。我說，是嗎?他每月能有三日休假回來上海，便是她最快活的日子了，她又說道，每次她去表哥家，常有另一個女的在場，據說，他們是同班同學；有時，表哥不在家，一直等到晚上也不見回來，她便猜想，十之有八、九是去了那個女的家里。我說，噢——那一定是她了。她?她是誰?誰又是個什么樣的人?我簡略地說了說，其實，也說不清點什么。雨萍睜大了兩眼望著我，但她的眼中似乎透出了一種早就明白了事由的胸有成竹，這令我感到暗暗吃驚。

　　說來也有點奇怪，從此，我們間的談話就沒離開過兆正，有時當然也會帶到湛玉，但在雨萍這一頭，她還是盡量避談到湛玉——盡管到了后來，她事實上已知道了湛玉這個名字以及她與兆正之間的關系。那時候，雨萍每一次敲門上我家來幾乎都是因為她去她表哥家，而又發現他不在家之時。她有點垂頭喪氣，見到我，談談她那出眾的表哥以及那個“并也不見得太怎么樣的女的”，談談文學(她也酷愛文學)，還有那位憶苦思甜成了“憶甜思苦”的文盲老太太，她才漸漸緩過氣來，嘴唇也有了點鮮紅，臉色又像先前那般地圓而白嫩起來。其實，在那年代，雖說大家都是待配青年，但各自的背景與底細卻大相徑庭。她是因病，因了某種婦女病——這是諸多正常和說得出口的待配理由之一。而我則因了某種曖昧卻高危的內控因素。這是社會折磨人的一種絕佳手法：總讓一些似有似無的影子與你鬼魂相隨地留在某個它所不喜歡的人的社會檔案中，久而久之，讓你周圍人的目光都磨利成了一根根不懷好意的芒刺，射向你，射向你，四面八方、日夜寒暑，絕不允許你有個安穩日子想過——這種手法，在當時的那個歷史時期的中國大陸十分流行，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見得就完全消失了，有人說，我們這個社會，好多陋習時間長了倒成了傳統，我想這也算是一種吧。

　　當年，我只是個十八、九歲的青年，生活在如此的一只社會壓力鍋中，一直能熬到頭發灰白的今天，也算是一項奇跡了。我突然就“呵呵呵”地，竟然笑出聲來了，在那個初秋的黃昏，當我沿著上司徒拔道的山路一路向西行而去時。山道上無人，有爽颯的風迎面吹來，把一種清醒灌入到我的心中去。始終是個異類，我對著山壁大聲地，放肆地叫喊了起來，你呀，你!政治的、社會的、文學的、生意的，什么都沾點邊，什么又都不討好!

　　但至少雨萍沒有這樣認為我。她照常來我家，在那些非常日子里，每一回當她發現她的表哥自崇明農場回來休假又不肯呆在家里的時候。她全然不顧周圍的芒刺般的目光，她自愿地走進我的這個有“反動學生”嫌疑的芒刺圈中來，與我共同分擔一份由這種目光帶來的心理刺痛。

　　這令我很感動。我認定她至少是個心底善良的好女孩。后來，我去了香港，我們仍保持聯系。再后來，當她得知她的表哥已與那個“并不怎么樣的”女人結了婚，便寫信來說，她也希望申請到香港來。我覺得無可厚非，也完全有情可愿，于是，她便來了。

　　我們結婚后不久，中國大陸便開放了。我常因商務需要回上海去，期間，兆正也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我們彼此不曉得彼此在哪里，但在有一段時期內，每次回來，我都會順便帶上一兩本他剛問世的新作集回香港，興沖沖地交給雨萍讀，去讓她高興得滿臉都放射出一種自豪的光彩來。我覺得這很好，因為，我也愛讀他的書，我愈來愈覺得他一定會成為一位優秀的當代作家的。

　　有時候是雨萍，而有時候是我，我們會主動將讀他作品的諸多感覺與心得提出來與對方作探討，我們從不談生意，也甚少談兩人間的感情生活，我們沒有孩子，大量的談題反而是有關文學的有關人生的有關兆正和他的作品的。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我們一直談得相當投契。談到了興頭上，我還會拿出自己私下里創作和珍藏的詩稿來給她看，她頗有點驚奇，說：我早就覺得，你倆像透了!我說，像在哪?她就會一一指出來說，像在這，像在那。直說得我心里癢癢的和砰砰的，我真想脫口而出地向她宣布說：我不就是他，他不就是我嗎?!

　　當然，我始終沒將此話說出過口來。

　　然而，有些話我卻向湛玉說了。在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干過了那事后，疲軟而滿足地并肩躺在床上時。每一回，都是她機警地給我打電話——只要她知道我在上海——說，他去什么創作之家寫東西去啦，或上哪個風景點開筆會啦，又或者還是留在這個城市中，只不過是去了哪個禮堂開某某人的作品研討會去了，然后要吃飯，然后要參觀，然后——然后不到很晚是不會提著一袋禮品之類的回家的。她說，我們因而可以有相當充裕的時間!我假裝有些猶豫，但心卻狂跳得厲害；我急急地打了一輛的士，趕去。

　　我從那幢公寓的寬大磨石扶梯上一路奔跑上樓去，沒見一人，也希望見不到一人。有一盞幽幽淡淡的奶白頂燈醒亮著，假如時間是近晚或者是某個陰霾的雨天的上午的話。然后便在一扇深棕色的柚木大門前，我停下了腳步。是她來開的門，她一早已預謀著地將她的女傭和女兒都打發去了另一個地方。我們“砰!”地推上門，拴上了保險掣。便開始急不可耐地互相擁抱，解開對方的上衣鈕扣。一股強烈的饑渴感從心底火山噴巖般地爆發出來，我們邊擁吻邊進入她的(也是他的)臥房，我一下子便將她按在了床上。

　　我知道，我的動作有些粗魯，但湛玉說，她喜歡。我雙手按在她裸白的肩上，在我火灼灼的目光之下，我看著她那暈紅色的臉頰如何在喘息與呻吟之中開放成了一朵洛陽牡丹。我們干著，激情混合著悔疚，然而愈悔疚，我們便干得愈投入愈忘情愈瘋狂，這是另一類補償。但每次，我們都能從容而順利地完成這件事的全部過程，從沒出過任何差錯。有時，我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給我們讓出了時間和空間?我同湛玉說，真的，我一直有這樣的一種預感。

　　而且，每次，我們還都能給自己留出一段短暫但充裕的床上休喘期，隨意放松地談點什么，交流著各自心底的思想屑碎和感覺片斷。對于有些，湛玉從不明確表態，比方說，兆正與她，我與她，兆正與我或者她與雨萍。而另一些，她又會顯得十分好奇以及興致勃勃。比方說，我是如何協調那種生意與詩人人格之間的沖突的。她很有觀點也很有看法地評論著這件事，她相信，這種沖突一定會很大，很強烈。她說，是嗎?是這樣嗎?我說，你讓我怎么來解釋呢?又比如，我是如何安排，或者說，是如何鑲嵌這么多精致的詩的意象進那一大塊一大塊笨重而粗糙的生活之中去的?我是如何分配時間的?如何剪裁感覺的?如何辨味來自于不同生活領域的各種價值觀的?還如何不致于令它們互相混淆的?我是如何，如何以及為何的?

　　總之，對于我這么一個能以雙重人格生活在現世的人的一切她都很有興趣。她說，作為一個資深編輯吧，她是了解文壇對于我這么一個詩人的成型過程所懷的復雜心態的。但她承認——我想，她應該是代表了文壇上的很大一部分人承認——我不失為是另一類才華出眾之人。生活以及生意的無盡的煩慮窒息不了你詩才的迸發，然而盡管如此，文壇所能給予你的最高也是終極評定只是：儒商。儒商，她說，沒有人愿意在這已經是非常擁擠了的文學隊伍中再拉多進一個分食者來了。

　　我笑笑說，我理解。并故意咳嗽起來，在床頭柜上拿了半杯剩水來喝了一口。

　　于是，就有點眾口煞景的味道了，她說，儒商了，也就永遠是儒商了。這是從地殼形成一刻起就已經貼在你這塊花崗巖之上的標簽，甭想改變。或者可以這樣來打個比喻：牛分兩種，一種是用以擠奶的，一種是飼養來食肉的。再老，再難于擠出半滴奶水來的奶牛還是奶牛；而你，是第二種牛。

　　我說，那又有什么稀奇的?我們都是從那種日子里過來的人。在那個政治的高壓期，問號，一般都是隱性地打在人的檔案里的。如今，在我作家的檔案中不也藏進了這么個永遠也揩不掉的“商”的問號嗎?

　　她說，你明白便好。但我是知道的，你對自己的這種文學處境的心態不會認同也不會平衡。她的話語中含著一種干笑的成份。

　　“你，也像他們一樣地認為我嗎?”我問。

　　“……難道，儒商不好嗎?”她停了一刻之后反問。

　　“難道，儒商好嗎?”我作出了反問的反問。

　　到了這一刻，她才提及兆正。她說，“只有他說過，詩人就是詩人，沒有什么商榷的余地。這是人的另一種分類法。開了穿梭機做了總統當了老板還是潦倒了去討飯，還是詩人。”

　　我想：他，畢竟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