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湛玉和我：三十年之前與之后

　　假如人生的場景也能像在影片里一樣被任意剪輯和疊化的話，此一刻，復蓋在毛毯之下的臂膀和身軀已換成了湛玉的四十多歲的了。它們全都赤裸著；不是別人，而是我，躺在她的邊上。

　　是的，就是那一回。

　　她用手臂死勁地摟抱著我，冰涼的手指幾乎要掐到我的皮肉里去。她肉甸甸的軀體帶點兒壓迫性地挨貼著我，讓我都有點兒喘不過氣來的感覺了。她說，她怕這又是一場夢，夢

　　醒了，她會再一次地失去一切。

　　我安慰著她，一遍又一遍地撫摸她那渾圓肩胛和臂膀。我不能看見它們，但我能感覺它們：細膩、光滑、柔軟而顫抖。當你的指尖在上面溜滑而過時，你仿佛感到有一股電流在之間通過。

　　我記得這枝手臂，第一次讓我止不住心跳口渴是在一個黃昏已逝，黑暗開始籠罩下來的時分。教室里的日光燈全部打開了，我與她正并排站在學校的壁報前聯合作業。我見到有一截細細的小臂，上半段裹在白府綢襯衫窄窄的包袖中，它正在我的左邊優美地，小幅度地揮動，干練而流利地在壁報上勾畫出一些圖案來。有一層粉筆塵降落在手臂的肌膚上，在慘白色的日光燈的照耀下，反射出一些絨絲絲的反光來。

　　我天天都與她坐同桌，一起朗讀書本，一起默寫課文。在老師發問的當兒，它不也是時時在我的一邊嫩藕出水一般地舉起?但為什么一定要到了這個偏晚時分，同學們都走光了，只留下我與她兩人在這間空蕩蕩的教室里時才會有這種奇異的感覺的突然襲來?我想，當時的我還沒達到一個能夠解釋清楚這種生理現象的年齡。我的第六感覺又出現了：我覺得我與這只手臂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命定的什么關聯的——但想不到竟推遲了三十多年。

　　我發覺，手臂的書寫速度突然減慢了，然后停了下來。我轉過臉去，見到湛玉也正好轉過臉來望著我。她的臉色一下子漲成了緋紅。在這青少年生理與心理的敏感期，男女間的某些感覺都是通過生物電波來傳遞的。她說，時間也不早了，沒搞完的，明天再搞吧。我說，好。于是，我們便熄燈離開課室。教室大樓的走廊里已空寂無一人了，我倆沉默不語地走著，一間間空蕩蕩的容納著一排又一排課桌椅的教室蹲在走廊的兩邊，黑洞洞的門口將我們迎來了，又送去了。

　　我倆來到學校的大門口，大門早已關閉。老校工胡伯端著一只搪瓷飯碗走出來，他正準備將傳達室的小門也上鎖。見到是我們(應該說，見到是她)，便笑嘻嘻地走上前來：“出壁報一直出到現在哪，該回家去吃晚飯啦!”他始終是朝著她說話，連望都沒望她身邊的我一眼。

　　老校工拉開了小門讓我們出校去。仲春的傍晚，在空氣中能嗅到一股濃濃的氣息，這是樹木剛爆出來的新嫩與城市中固舊沉淀的混合氣息，暗藏著一種遙遠的蠢動與記憶。一盞薄邊斜罩的門廊燈之下，一塊“東虹中學”的白漆校牌豎掛在灰褐色的墻身上，在這濕意迷的夜的背景上，顯得特別地明亮與溫暖——對于所有這一切，至今，我都保存有一種清晰的電影場景式的記憶。

　　我們站在校牌一邊的人行道上，竟然彼此都忸怩猶豫得有些不知該說什么好了——之前，每次出完壁報，我倆不都是一路上和著晚風和夜色，說說笑笑回家去的?

　　她說，“我想打這邊走，你……?”

　　我當即明白了她的話意。“正好，我也要去郵局寄一封信給父母，還必須趕在它關門之前，”我慌慌忙忙地說。我的父母親早年就去了香港定居，只留下我一人至今還住上海。這些，我相信，她都知道。而郵局的方位又正好與她打算走的方向相反。

　　我們于是分手。待我從墻角轉彎處忍不住回望時，她的身影已在夜色之中消失，幾輛自行車正慢悠悠地從我身邊踩過，搖響了車鈴。

　　后來，湛玉告訴我說，她也一直牢牢記著那一晚我倆在路邊分手時的一切細節。我們甚至各自掏出了各自的記憶筆記本來逐一核對。就像各自晾出各自箱底的陳年舊藏一樣，呼吸著這種存在在記憶里的遙遠的氣息，我倆都有些醉了。她說，這是我們初三畢業年的最后一學期。我說，是嗎?她說，為什么她能如此確定呢?因為就在那次我倆單獨留在教室里出壁報的前一個星期，同學們去她家開過一次有關畢業分配的思想“交心會”，那次兆正來了，你也來了。我說，我也記起來了。那天，兆正就坐在你家的那張面朝窗口的單人沙發里，在眾多的同學之中，他顯得十分突出。那天，你似乎特別興奮，滔滔不絕之外，臉色也顯得格外地暈紅……

　　“不就從那次之后嗎?”她說著，用眼睛幽幽地望著我，流溢著一份留戀，一份遺恨，一份不知名的什么。

　　湛玉與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正就座于“皇朝海鮮城”二樓的某張臨窗而放的雙人位上。桌面上鋪有漿熨過的雪白的臺布，細白瓷的茶具以及鍍銀的擱筷架等餐件散布桌上。有一盞冷束光的射燈從天花板上的某個方位照射下來，令臺面上的一切都閃閃發亮。不遠處，有人在操奏揚琴，是一個著著細腰身旗袍的女子。悠揚的琴聲蕩漾在這座法式的老洋房中，氣氛十分典雅。她用目光丈量著，說，那兒不就是放她父母那張紅木大床的位置嗎，她記得再過去是一口柚木雕花大櫥，緊靠大櫥而放的是一張攤手柄的單人沙發——就是同學聚會的那次，他坐的那張。

　　她又指指我們正就坐的那張桌子，說，這里應該就是以前帶拱型窗框的室內露臺的位置了。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環顧了好一會兒，盡管又是鋁合金窗又是中央空調又是大堂又是包房，但她說，她可以肯定這是那露臺的位置無疑。每天，她都能從這里望見街對面的一家工廠的斜脊廠房。早晨七點半鐘，正當她提起書包準備開門上學去的時候，她總能見到帶濕霧狀的煙縷開始從半截斜戴帽的煙囪之中升起來，在天空中稀薄著地散開了去。煙囪是安裝在一方帶水箱和鐵梯的平頂曬臺上的，常有鴿群在那里降落了之后又再起飛。

　　湛玉是兩眼望著窗外，自言自語地說著這一番話的，仿佛在憶述一場30年前的夢中的場景。現一刻的窗外，黝黑的天邊沉淀有一層迷朦的玫瑰色的淺紅，那是遠遠的市中心的霓虹燈在夜的云層之上的折射光。而那塊“皇朝海鮮城”的閃爍著的燈光招牌在對面的那幅老磚墻上制造出了紅一陣紫一陣的迷幻效果。弄堂如今早已拓寬開辟成了兩邊有人行道，中間可以行車的馬路了，馬路與上海的一條著名的食街相連接。這里的矮房與陋建都已清拆干凈，有些骨子和風格的洋房留存了下來，被人承包，開成了飯店。

　　我記得，這是我倆在分別了三十余年后第一回再見面。

　　其實，那次我是考慮了很長一段日子之后才下決心去她住的那條街的附近溜達的——一位舊同學告訴了我她家新近搬去的住址——看看會不會有小說中所描寫的偶遇的那一類情節發生。但沒有，我按捺不住，還是跑上樓去，按了鈴。

　　是一個安徽小保姆來應的門。“是誰呀?”湛玉從公寓內里的一間房間中探出頭來，于是，我們便見面了。

　　兆正不在家。我是說，他是那種在晚上也不會回家來的不在家——他請了創作假去太湖湖畔的一座什么渡假村寫東西去了。我有點高興、有點失落、有點惆悵也有點充滿了某種莫明的預感時的興奮。當湛玉出去倒茶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坐在兆正的寫字臺跟前。他的一張鑲在有機玻璃框架中的照片就站在我的對面望著我，我只知道，他很有些改變了，眼前的這個才是四十歲的他。照片大概是在長江三峽的某處風景點拍攝的，前面是渾濤翻滾的江水，背景是亂石和小松樹林，江風正將他長長的頭發吹揚起來。我再認真地看一遍，不錯，是他。但我發覺自己就怎么也不能將四十歲的他的某些臉龐特征有效地存進記憶中去。我用手指撫摸過疊放在案頭的那排書籍，有些是別人的，有些是他自己的著作。我只要瀏覽一下書名就知道了，他每出一本新書，我都要在市場上及時買回來讀，我記不清他的臉，我卻能背出他寫的不少精彩的句子。

　　湛玉端著茶杯回進房里來了，見到我在做什么。但她什么也不說，放下茶杯，坐了下來。她問我說，你現在的生意做得不錯了吧?聽說都在金橋加工區開廠了?我支吾以對，心里卻想著要告訴她，這兩年我也寫了不少東西并出版過幾本詩集，其中有一本還是在她工作的那家出版社出的。但轉眼一想，她也不會不知道，她既然不提起，這是因為她不想提起。我這主動一提，不反而顯得別扭?我于是便同她談點兒自從我們分別之后他與她的共同情況；再談下去，話題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她一個人的身上去了。她開始眉飛色舞起來，并帶點兒滔滔不絕的態勢。她摸出一張她的名片來，上面除了印有她的名字外，還有一個“副編審”的頭銜。她提及了一大串大作家們的名字，并開始細數起他們各自的創作風格、成就以及特色來。她說，她與他們之中的不少人還都有過直接的往來，她是他們的“責編”么，他們都十分尊重她，也很器重她。

　　但她沒提到他。

　　我婉言而旁敲出擊地提醒她說，這些作家，有的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已經成名，最近的也是屬于“五七”戰士的那一批了。是不是該有些新的呢?而假如能讓我來作出選擇的話，我倒更會去欣賞……

　　但她的表情陡然變得有點卑夷和激昂起來，打斷了我：都說諾貝爾文學獎與我們中國作家無緣了，就連那些大作家們(她當然是指那些她提到過大名的作家)都望洋興嘆了，就更別說是正跟在他們后面爬行的那些個了……

　　那些個?那些個爬的人是指誰?我終于在這片談話雷區的邊緣地帶停止了向前推進。天黑了下來。

　　快近晚飯時分，她提出請我去一家“很不錯的”也“很有意思的”飯店用餐。出門來，我們叫了輛的士。的士穿街奪路，途經復興路、瑞金路、淮海路、南京路，最后馳過了蘇州河上的某一座橋進入了東區。車窗之外的霓虹燈招牌，行人以及其他車輛的前燈與尾燈涌過來又退回去，我說，這不快到我們的母校啦?

　　的士最后在一條馬路旁眨著黃邊燈，停了下來。我鉆出車廂來，只覺得這兒的燈光要比市中心區稀落了些，但就一下摸不著頭腦這是在市區的哪一個方位上?湛玉也鉆出了車來，胸有成竹地帶領我朝前走去，來到了這家“海鮮城”的掛著兩只喜氣洋洋大紅燈籠的朱漆雕花門前。兩個著織錦緞旗袍的女郎同時拉開了兩邊的大門，說：“歡迎光臨!”就在這一刻，我仍懵然不知，這條馬路的前身原是一條弄堂，而這幢“海鮮城”原是一座法式老洋房。

　　后來，我當然很快便知道了這里是哪里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末的上海的一切，市容、建筑、時尚，文化以及人們的價值觀都已變得面目全非。這些都是怎么變過來的?但定神一想，一切不也就這么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這個模樣?好像這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兒，好像過去歲月的種種壓根兒就沒有存在過一樣。其實，對于這一切，我最有發言權：四人幫一倒臺就去了香港，直到浦東開發才回來。其間十八個春秋的時空跨度，仿佛就像舞臺背景的幕布在一拉一扯之間就換了另一批演員另一套戲服，再度嘻嘻哈哈地重新登上臺來舞棒弄棍一番。人生如戲哪，我將我的感受形容給她聽，她笑笑，沒說什么。在射燈的強烈光照中，她的眸子盈汪汪地像是含著點什么，我沉默了。

　　后來，我又回想起這一天來。算一算日期，恰好是西方的愚人節。我一下子有點發怔：究竟是誰被愚弄了?是她?是我?還是我們倆——甚至包括兆正——都讓命運給作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