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曰，物以少為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圣賢，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于小說，正以采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為美談。明中葉后，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于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

　　今觀傳志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饋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為盛節。豈可見閹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勛詳于《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于《陳余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室，可謂當矣。后中讒毀，改命于段文昌，千古為之嘆惜。但文昌徇于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后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為故編修蔣君撰志，中敘國家前后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立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志文雅健，學者慕之。后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全襲《蔣志》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于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于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于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蜥咂湟?，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后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勛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為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于增毫；茍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征實，每見殘碑斷石，余文剩字，不關于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余非要，卻為有益后世，推求不憚辭費。

　　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后世考征，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

　　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征，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閑情逸出，正為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惟其所欲，斯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期于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于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獲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

　　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于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于宛肖。而世有作者，于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

　　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葉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于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鹢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于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于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于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于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為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啟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抨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于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于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為之辭焉。

　　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為篇終之嶄峭。于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嘆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夸為奇特，于是坦蕩之涂，生荊棘矣。

　　夫文章變化，侔于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為奇特？但如山之巖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于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于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東學術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抵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

　　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為然也。

　　世推顧亭林丘為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于浙東，雖與顧氏并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為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為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于大雅也。

　　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贝恕洞呵铩分越浭酪?。圣如孔子，言為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后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于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

　　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論，則惟騰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學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于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