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于學術，則可附于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后人之采擇可也。若論于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于是非得失，后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后為之。

　　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茍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為化者，必先于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于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于文辭；且所得于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即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于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詫謂是學《史記》儲侯王年表，真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于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值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審涂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制也。

　　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紀事本末之例，以事為經，以人為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哄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于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為賊擒殺，并非真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為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為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后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并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礙事理。前后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為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后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為徇，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為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為該氏者，誠矚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茍有知識，仍稱為張為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于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為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于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

　　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于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

　　當云“故明睢州諸主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于辭為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于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為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

　　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于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為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為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為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為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志。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于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蒂，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茍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為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后雕，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荊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

　　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群從先世為子聘某氏女，后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偽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于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于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于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婿遠游，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

　　是則某翁詭托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為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于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為婿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于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后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為人撰志，其人蓋有朋友氣誼，志文乃仿韓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嘆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敘喪費出于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

　　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并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為經理者也。詰其何為失實至此，則曰：仿韓志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志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

　　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為圣，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夸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為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為功于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為名，高自標榜，恧矣！又有江湖游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為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棄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借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為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