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shù)，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jīng)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為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jīng)，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

　　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yè)于其女弟，然后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yè)，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yè)；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jīng)師之有章句矣。

　　然則春秋經(jīng)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于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jù)。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

　　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為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詛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并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為正宗。則集眾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

　　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漸之學君子于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于折衷耳。此乃經(jīng)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礙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xiāng)愿，至于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

　　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后施雕，有質(zhì)而后運斤，先后輕重之間，其數(shù)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為語，以備《內(nèi)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yè)，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后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群書，以為薪槱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yè)者，若遷錄倉公技術(shù)，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于條理而已。先獵群書，以為薪槱，則辨同考異，慎于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yè)，則鉤玄提要，達于大體而已。比次之業(yè)，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shù)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

　　夫漢帝春秋，年壽也。具于《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征于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于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于外傳。

　　《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征于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于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jīng)生習業(yè)，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為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則比次之業(yè)，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yè)，難于憑藉者一矣。所征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zhì)，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yè)，難于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匯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征信；則比次之業(yè)，難于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并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yè)，難于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征目錄，后人考核，征信無從；則比次之業(yè)，難于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巨編，不為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yè)，難于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于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yè)，難于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并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后學尤所未悉。茍有志于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shù)業(yè)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問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為己作歟？答曰：何為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為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后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為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茍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于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為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為辭。

　　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后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于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

　　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制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為己制，則人皆以為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草創(chuàng)，加以修潤，后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耶？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為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圣門設科，文學言語并存，說辭亦貴有善為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于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

　　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并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

　　《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未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于彼我字句之瑣也。

　　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chuàng)床荒軐Γ瑩垂P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為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為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后次為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yōu)學而或歉于辭，善文而或疏于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為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茍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

　　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托。茍有黠者，本無所長，而謬為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鉤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旗旌壁壘，為之一新。才智茍遜于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于錢，而后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茍志于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

　　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后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為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并有涂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為而為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qū)Ｊ抡撐模瑒t宜慎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于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為穿鑿耳。

　　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文人，所得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于文，而反開后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