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別裁人生的嘗試

　　一、

　　在動手《立交人生》（又名《人生別裁》）這部長篇之前，我一口氣就寫了四部中篇。應該說，無論從題材還是寫法上，它們都與這部長篇有著一脈相承的關聯的。或者可以這樣說，它們是這部長篇啟動前的暖身運動，是一種臺階的鋪砌。在這之前的再之前，大約已經有十五、六年之久了吧？當我完成了我的長篇處女作《上海人》（33萬字）之后，就一直沒再涉及過小說的創作。《上海人》是一部靠著回憶的激情噴瀑而成的小說。那時候，那個惡夢般的時代還剛過去不久，一切仍很鮮活，記憶猶新。

　　但有一日，我突然又想寫小說了。而且，這種欲望竟然強烈得就像要將生命活下去一樣的毫無疑問和無從回避。盡管我有點懷疑自己再度寫小說的能力和決心，但我拗不過我自己，終于還是老老實實地走到寫字臺的跟前，坐下。那是在2000年仲春里的一個溫暖潮濕的夜間，此起彼伏的欲念在幽暗的房角里蠢蠢欲動。事情出乎意料地順利，僅一個月的工夫，我便完成了我的第一篇中篇《后窗》（四萬字）。

　　以后，我便陸續再寫。臺階一級級地鋪砌上去，終于鋪到了非要動手寫一部長篇不可的地步了。我擴大了的視野開始回眸，它們越過了我的青少年期，我的初戀期；改革開放、十年**，直達我那安謐而溫馨的童年時代。我仿佛正躺在哪里，又像是母懷，又像是某種舒逸而遙遠的社會和人群的氛圍里。但定神一想：現在的我不已是個兩鬢完全斑白了的準老人了嗎？而且，這種錯位了的感覺往往飄逸而來又飄逸而去，帶點兒神經質的沖動，像是一縷稍現即逝的氣息，又像是天空中不斷飄過的朵朵浮云，沒有來由也不續去蹤。

　　想一想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吧！但這種感覺卻是異常地真實而且準確。尤其對我們這代人而言，半輩子做人所穿越的時光斷面幾乎相當我們祖輩好幾代人才可能經歷的。有時感覺，這是一條悠長而又深邃的時光隧道，自己正漫步其中。兩邊的展櫥五光十色，目不暇接；而展品雜亂無章、高低錯落，既熟悉又陌生。就是這種感覺，我很珍重它，不愿讓它受到絲毫破壞或者改觀。它不是情節——人物的傳統的小說敘述功能，它只是一種氛圍，強烈而迷人的氛圍。

　　我把它忠實地，盡可能原汁原味地記錄了下來，再對它進行了某種創作層面上的技術剪裁。于是，一部新的長篇便誕生了。出人，也出我自己的意料之外：這回分娩出來的竟然是與《上海人》完全面目全非的另一胎！

　　二、

　　要聲明的一點是：從沒刻意要去提倡某某主義或追隨某某派別——事實上，我對學院派的類似課題從沒感過興趣，更妄談去鉆研了。我想，“自我”便是那盞我提著它走過創作漆黑長廊的唯一的提燈。

　　但無論如何，我明白，眼下這部長篇很可能是部帶點兒這樣那樣“異類”色彩的作品。不少人說看不明白；不少人說小說的情節人物場景描寫的技法都與基本的創作原理有悖；不少人甚至會說，顛三倒四，故作玄虛，一派胡扯！還有一些熟悉我一貫創作風格的作家和學者朋友則可能會嘆息，說，怎么他突然就不像從前的那個他了呢？

　　但，都不是這些。在創作的過程中，一個作家無法自控；事實上，也沒有必要刻意去自控。既然，創作是一種無中生有，思維如何合成，感覺如何合成，這是件天才曉得的事。

　　你要做的只是靜靜地坐下來，等待——等待某種啟示的到來。但有一點，你必須做到。那就是保持心境的絕對（或者說盡可能的）純凈與透明，盡量化解一切功利念頭的污染。這與進入氣功狀態時的意守丹田有點相似。每一小格純凈度的提升今后都能在你作品的質量之中反映出來。于是，一切便有點水到渠成的味道了：想到什么寫什么，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厭惡什么拋棄什么，喜歡什么揀起什么。而有些，曾經是自己喜歡的，贊賞的，追求的，但寫著寫著突然就發現不認同了，不喜歡了，甚至生出厭煩來了，那就將它毫不猶豫地拋棄掉。老實說，我對自己都有點弄不清，摸不透，別說他人會怎么想，讀者會怎么想了。

　　三、

　　于是乎，“立交人生”便建造出來了。一個或半個世紀之前，當城市遠不是那么擁擠，交通遠不是那么繁忙，生活的節奏遠不是那么緊張的時代，“立交橋”這種建筑概念怎么會兀自冒生出來呢？

　　道理是一樣的：需要以及需求才是產生的直接原因和動力。

　　當然，在我的小說中，這種所謂“立交”是抽象的。但又并不抽象到哪里去：時空交錯，意識交錯，角色交錯，現實以及夢境的感覺交錯。我突然就發覺：畢加索和達里筆下的一個個變了形的人物和一幅幅變了形的景像是如此真實！

　　還有一點，就是對于人物（潛）意識礦藏的發掘。我始終認定：這些沉睡中的記憶是一批珍貴無比的創作素材。看要看作家有沒有這份決心、能力和勇氣去將它打開了。我是個電腦盲，至今都無法摔掉紙與筆的拐杖來進行寫作。但這一次，我想借用的比喻恰恰是有關電腦網絡的：這就像你一扇Window一扇Window地進入，你愈走愈遠，你愈探愈深。那一刻，當五角大樓最機密的全球作戰計劃圖表都突然呈現在你眼前的時候，你想，你面對著電腦光屏的將會是一副什么樣的狂喜然而又是驚呆了的神情呢？

　　佛羅依德，這位偉大的、天才的廿世紀初的心理學的奠基者告訴你說，這一切都不是沒有可能的。

　　怎么可以說這一切都是不真實的呢？我要說：真實，異常真實！無比真實！而且真實得都有點近乎于透明了。這是我們這代人回首生活來道時的最確切的感受。尤其對于我，二十六年前，**剛落幕，我通過羅湖橋，從當時的一個全球最封閉最黑暗的地域頃刻之間進入到一個最光鮮最色彩最自由的世界中去。又過了十年，我又從同一座橋上走了回來，回到了那個曾是自己熟悉不過了的，如今卻已變得面目全非了的故鄉和故鄉人中間。一切就如活在一幕幕的電影場景里，蒙太奇，便不再是什么文學和影劇作品的創作手法了，它成了你真實生活結構體系里的一個組成部份了。于是，人物便在小說所鋪墊出來的那派時代與社會氛圍的水土中一個個自然而然地成長起來，事先并不預設任何假定。于是，“我”便分解了，分解成了作者以及小說人物的雙重存在。這有點像自己飄浮在半空中，俯瞰著自己在干些什么的感覺，并以此來增強小說表述上的中性度、透明度、清醒度以及視野度；同時，又不失投入度。這是一種神奇又有點毛骨悚然的感覺；而這種寫法，可以說是我的一種突發奇想的“發明”。我涉讀的中外文學著作甚有限，或者，此法的使用者一早就大有人在。但既然我一無所知，我就有權認定這是我的“發明”，我擁其“專利”。當然，這是在說笑，其實，這種形式最適用我當時的感覺罷了，如此而已，沒什么特別。

　　四、

　　還有，便是對于這部小說整體結構定型的考慮。說到這一點，就不得不涉及到現代人的孤獨感，強烈得無法排遣的孤獨感。而這，又正是現代人對生活感受的核心。現代社會，就心理而言，人心不是愈來愈打開，而是愈來愈傾向龜縮，龜縮進心的內核中去，內核深處的某一只心理暗匣中去（這也就是為什么在當今世界，心理醫生和心理治療能大行其道的緣故）。當然，這些都是以美式生命哲學為代表的全套西方價值觀向著全球每一個角落輸出的結果。話說到此，就已經開始涉及某個其他領域內的課題了，就此打住。

　　但，你就不得不承認，這是現代人類所面對的某種可怕的精神虛無癥。人人行走在一條互相不能真正溝通的人生單行道上，偏偏天又暗下來了，更暗下來了。心慌心亂心驚心怵，但還不得不提著那盞正變得愈來愈黯淡下去的信仰的提燈壯膽而行。路的盡頭在哪里？盡頭又各有什么結局在等待著你我呢？

　　這便是我為什么要讓小說的主人公在黃昏時分選擇一種離家外出，漫無目標一路向前走去的原因。一條是具形的柏油大馬路，另一條是抽象的人生來道以及去路，并行立交，時合時分，疑幻疑真。更以此展示每個小說人物半世人生間的記憶細節，交織關系以及心理互滲，當時代的大背景豎起，如同巨型的舞臺布景，一拉一扯之間便改變了季節改變了色彩改變了晴雨明灰的調子，藏進了一份相對強烈的時代反差感。而有些看似是十分細微的人生道具，在小說中重疊出現，反復被點睛，其實，其中是充滿了各種暗示和暗喻的。

　　五、

　　同是個作家，每人對文學創作的終極目標和標準的理解差距會很大。有點兒生命追求的作家是無法控制自己的創作路線圖的——我指的還不僅是某一部作品，而更是他一生的創作軌跡。我十分欣賞一位作家的如下一段表述語言：“假如我永遠十八歲，那我三十八歲的作品誰來替我寫呢？……謝天謝地，我已經三十八歲了，我很滿意我可以寫出三十八歲的東西來。將來我六十八歲了，我還渴望我能夠寫出六十八歲的東西。一個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能夠完整無缺地展示他的一生，我認為，這是一個藝術家最大的幸運”（畢飛宇：《玉米》后記）。

　　三十八歲和十八歲對人生的理解完全不同；同理，六十八歲的也不同于三十八歲的。

　　十六年前，我完成了第一部長篇《上海人》，那時我剛踏入壯年，回首青年時代，澎湃的激情，繽紛的色彩，自以為洞察世事的目光已臻于爐火純青。這回，我的這部《立交人生》是完成在我快要踏出中年這個人生階段的一刻。回首大半世人生，蒼桑歷數眼前；一切激情都沉淀了下去，剩下一些感慨一些冷笑一些自嘲，也都一一吞入肚中。人像一葉孤舟，在蕓蕓的人海之上飄浮著。就是這種可怕的，來自于內心深處的孤獨感讓我完成了我的第二部長篇。再以后，我便老了。但我相信，我至少再會寫多一部長篇的。這部仍未出世的作品的形式、內容、語言、情節、人物各會呈現啥個模樣？那要看世界在我年老了的眼中會是啥模樣而定。站在今天的立點上，這是個謎：對于所有關心我的人，讀我書的人以及我自己。

　　六、

　　其實，就某種意義而言，小說創作是件非常樂事，盡管在創作的過程中總難免會有舉步維艱的時刻。這是一片你為你自己創造的虛擬世界，供你逃逸——從那個你無法忍受卻又對它無可奈何的現實之中逃逸而出。于是，你的心魂便自由了，你生活在夢中，但你又不妨將錯就錯地就把它當作是你的真實世界。你投入了，深深地，不可救藥地投入了，甚至當你完成了一部小說作品后的很長一段日子里，你都無法回過神來，無法從那片虛擬的世界中自拔出來。我相信，不少古今中外的小說家的佳作都是在這種心態中完成的。

　　再說回我自己，說回我的小說。講起來也有點稀奇：這部長篇的起點本來也只是另一部中篇，叫“游男”。是寫一個沒有人名只有人稱的“他”一路夜行時的不斷的心理回歸。但寫寫，就覺得有點不過癮了。我又寫多了一個第一人稱的“我”，來作為“他”的一種分身和投影。當然，其中也就難免要出現“她”了。但“她”是合一的，當“她”分身時，“她”會分屬于“我”以及“他”。

　　到了這一步，中篇也就擴容為了一部長中篇或短長篇了。就這么一部基本結構的小說，在不知不覺的演變中就出現了目前這部《立交人生》的雛型。沒人刻意要追求點什么，真的，沒有。

　　當然，眼下的這部24萬字的長篇已經是第三稿了，是在對那些片斷式的情節以及人物以及背景作出的統籌與改構中完成了它的最后一道工序，從而讓它成為了一部長篇小說結構意義上的“正式產品”。

　　如此一部結構可塑性極高的小說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的。那便是：它幾乎可以無止境（或者說：相對無止境地）將飛入它引力圈內的一切感覺與細節的流隕都一一吞噬進去，從而令她本身不斷再壯大卻還不至于顯示出什么太大的結構與內容上的不協調的痕跡。為此，我的一些作家和編輯的朋友都向我提了不少合理化建議，旨在增強小說的可讀性和人物的可看性。但不知怎么的，我有點不想再干下去了，我固執地覺得：這已經到火候了，我不想把話都說盡。我在此打住，為小說堅定地圈上了最后一個句號。同時，也為自己迢迢的創作征途立起一塊界石碑來。或許，我需要的是另一次的等待，耐性的等待。等待哪一天我又感到我非要再寫點什么了的時候——就像三年前的我那般。

　　2004年3月31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