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辟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為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為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后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

　　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為志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為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推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于其文，以為不斥儒，則文不雋乎？

　　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

　　今王充之斥懦，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洪范》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于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為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偽中行者亂三為四，抑且偽狂偽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為生心發政，害于其事。吾蓋于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為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于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于古人，而不于此致辨焉，則始于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偽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于性天，趣必要于仁義，稱必歸于《詩》、《書》，功必及于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圣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于賓筵，聞者似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于焉執中，鄉愿于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為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杰者也，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即小而喻大，吊古而傷時，嬉笑甚于裂眥，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于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于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于《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吊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

　　若夫托于《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為是不得志，而思托文章于《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愿，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吊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方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年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為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為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為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為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為愈也。

　　是其宗旨蓋欲托于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圣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為達觀，以略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為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皂隸，亦未聞其必蘄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余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余而不竟也。蛟龍戰于淵，而螞蟻不知其勝負；虎豹角于山，而螾貍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托于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為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診陰，中于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為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進取之狂也。

　　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偽易見，不足道也。于學見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氣也。累于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茍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為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游、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后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于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于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義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黠陋取蒲于董澤，承考于《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徇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茍以為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

　　其次畏名而不妄為。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為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實。

　　取蒲于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于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尚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己所為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為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為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于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且其所本者，并懸于天壤，觀其入于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熔同于造化矣。吾觀近日乏文集，而不能無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