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

　　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fā)，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為一人之言，則即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于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范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為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為際題，固已侈矣。至于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后，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游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徽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shù)，標題之錄，靡于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黃茅白葦，毫發(fā)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剛無理取鬧矣。

　　匡謬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為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于篇第相承，先后次序，古人蓋有取于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于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為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

　　《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后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于古人而有慕，則亦為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強結(jié)韻言，以為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

　　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后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于甲前乙后，強以聯(lián)綴為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慕《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為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yōu)于《易》序，而歉于《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為穿鑿無取。

　　夫書為象數(shù)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shù)求也。其書初不關(guān)乎象數(shù)者，必求象數(shù)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玄》九九為八十一，《潛虛》五五為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shù)先定，而后搞文，故其篇章，同于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后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為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為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shù)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于跡，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白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

　　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shù)，而王侯用天數(shù)乎？

　　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并于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xù)鳧斷鶴，要必象數(shù)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為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范之屬是也；《帝典》、《皋陶謨》、《禹貢》、《洪范》，皆古經(jīng)定名。

　　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為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shù)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qū)矣；然《學而》、《為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

　　《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nèi)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于義為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為衛(wèi)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為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于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

　　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圣賢也。《堯曰》，古圣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為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為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于衛(wèi)靈？弟子自是據(jù)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wèi)靈為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于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為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于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zhí)此義以說書，無怪后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強為標榜，蓋漢儒說經(jīng)，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為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于戰(zhàn)國；以著書而取給為于祿之資，蓋亦始于戰(zhàn)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為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于，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偽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zhàn)國諸侯公子，何以入于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yè)質(zhì)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后人誤于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為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yè)哉？必有無其事，而托于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shè)主臣問難以快其意。

　　如蘇子之于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征也。然則貧賤而托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為伍，策士夸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jīng)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圣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后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于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shè)問答以著書，于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為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為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zhì)而假者，《公》、《谷》傳經(jīng)，設(shè)為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后世之士，詞掞藻，率多詭托，知讀者之不泥跡也。考質(zhì)疑難，必知真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gòu)之言，誤后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于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shè)問，則已迂矣；必欲設(shè)問，或托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為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托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偽托于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于著述，茍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無是說而強坐于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動人以求利，問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于義有問答，是則在于文勢則然，初不關(guān)于義有伏匿也；倘于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葉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

　　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jié)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為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葉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固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