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內篇三（6）

　　《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龜鑒》、《史漢異義》為一類，遂為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

　　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騭《文士傳》，《典論。論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鑒》，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

　　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暗，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為傳志，乃為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為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為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為大成，而章為分闋之評也。

　　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后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讎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為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為書，后于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為之卷。

　　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為后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為篇三百，而為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為篇。篇之為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系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于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

　　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后，訖于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謂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于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后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為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

　　是以篇之起訖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茍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為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為二，《宗室》以一為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并《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余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余卷耳。

　　至于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為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卷軸，勢自不能過長；后人紙冊為書，亦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巨冊以載也。以紙冊存縑素為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于軸之長短，而并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刪之能勝而為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為名，從質而標冊為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為一書，孤行于世。蓋方策休重，不如后世片紙，難為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于離合之外，又無關于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于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為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為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

　　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為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為題簽署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茍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天下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歷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為文質損益，分之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于當然，而為乎其所不得不為，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于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定趨向爾。

　　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

　　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于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后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后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于《堯典》，太初歷法不可同于《月令》，要于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后，而身為冢宰，故制作禮樂，為一代成憲。

　　孔子生于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

　　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辟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歷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歷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為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于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五克。夫年月與時，并不以甲子為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后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后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圣人之意，后賢以意測之，遂若圣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圣，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圣人之意固非；即辨駁太過，以為諸儒訴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為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為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為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為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

　　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于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無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于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為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為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為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后受，茍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后受，不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

　　茍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