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余嘗書識其后，以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為彼時之豪杰矣。但歸氏之于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于《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為宗，而其所以得力于《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于浮滑，而開后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于《史記》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后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沉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樂乎？至于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為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為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于學問，固為文之根本。求無病于文章，亦為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主謂記誦為玩物喪志。雖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于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為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后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

　　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為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并無奇思妙想，動心駴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志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

　　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于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今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于文辭思過半矣。至于不得已而摘記為書，標識為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于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秘密，或欲嘉惠后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

　　至于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為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與子，師不得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于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千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為《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為趙氏解矣。然為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為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于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為歸氏解也。然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為傳授之秘爾。據為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于心，筆而志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于古老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征也。余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

　　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茍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于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后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于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后，而敘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為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于《后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于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于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于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后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泛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偽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茍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鐘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于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端囄闹尽酚袖洘o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后，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茍勖《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贊，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為文翰志，而介于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于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為一變，亦其時勢為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于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于東流，其不為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為言詞，何可得耶？

　　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后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后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后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并總集別集為三類，遂為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為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

　　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段男牡颀垺?，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為總集，《隋志》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