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內篇三（4）

　　古人著于竹帛，皆其宣于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于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

　　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為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為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為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于是前無古人而后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于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

　　其人于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于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為能事也；非有惡于朱也，懼其不類于是人，即不得為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于《語錄》。《語錄》出于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里，則朱子之著于竹帛，即其宣于口耳之言。是表里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即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于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附錄書朱陸篇后（據劉刻《遺書》卷二）

　　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巨儒，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同時有橫肆罵詈者，固不足為戴君累；而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后之一人，則亦不免為戴所愚。

　　身后恩怨俱平，理宜公論出矣，而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也。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戴見時人之識如此，遂離奇其說曰：“余于訓詁、聲韻、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輿之隸也；余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當世號為通人，僅堪與余輿隸通寒溫耳。”言雖不為無因，畢竟有傷雅道，然猶激于世無真知己者，因不免于已甚耳，尚未害于義也。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于此，無由聞道。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于文辭，求于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競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

　　然此猶自道所見，欲人惟己是從，于說尚未有欺也。

　　其于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游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為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于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志》，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于古跡。又謂修志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尚未有心于欺人也。余嘗遇戴君于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為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古文辭，后忽欲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司，翼日取所欲為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雖諸馮敬信有素，聞此亦頗疑之。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為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見由自欺而至于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于名教也。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僥幸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于書者，其于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于顧、閻諸君，則于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

　　或謂言出于口而無蹤，其身既歿，書又無大牴牾，何為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

　　而誹圣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向在維揚，曾進其說于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于學問文章，互爭不釋，姑緩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實精，似淺而實深也。

　　戴東原云：“凡人口談傾倒一席，身后書傳，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達之人。”此說雖不盡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勝，或致憤爭傷雅，則知及而仁不能守之為累歟？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說，間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為慌惚無據，玄之又玄，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后，縉紳達者咸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質成于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絕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于其逼近己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

　　后學向慕，而聞其恍惚玄渺之言，則疑不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為何如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為孟子后一人之說，則皆不為知戴者也。

　　文德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恩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

　　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仁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

　　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鑒》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于先，而司馬再誤于其后，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于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鑒》者，殆于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于西晉，司馬生于北宋，茍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于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后乎？圣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為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于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

　　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穡也。夫識生于心也，才出于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于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為義也廣矣。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偶于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

　　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于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為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為野狐禪也。余幼學于是，及游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于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為庸妄，謂其創為秦、漢偽體，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

　　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礙，則亦不可強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