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學術，不盡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于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猶有合于古者，以吏為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

　　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

　　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于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于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后其說顯于天下。至于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于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于一人之手，程功于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后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后，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后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骃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后為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后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于世耳。至于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于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后，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于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后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復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于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于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張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后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羊于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沖修《神宗實錄》，別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后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當與《通鑒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

　　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為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為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后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征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

　　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茍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于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于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舊，孰有加于自注也哉？

　　傳記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后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后支分派別，至于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敘事跡者，區為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于后世，茍無傷于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而《易。系》亦止稱為《大傳》。其后悉列為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于后儒之傳記爾。

　　周末儒者，及于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于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圣經以為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于書而為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為書，與后世箋注自不同也。后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為名，附于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后，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為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為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謂于古未之前聞。夫后世文字，于古無有，而相率而為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于傳有之。”彼時并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為不居史職，不宜為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

　　不為經師，又豈宜更為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為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

　　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為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于此等無可疑者，輒為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為難矣。

　　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為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為吉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為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為，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于正史列傳，而始可為傳，則雖身居史職，茍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為私傳耶？若但為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于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為，己居其官，即可為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

　　是將以史官為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

　　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