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內篇三（1）

　　史德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于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著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于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木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于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主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于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

　　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于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主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于陽矣。夫文非情不深，而情貴于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

　　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于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于血氣而入于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于私，似無而實蔽于人，發為文辭，至于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于夫而參于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于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于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

　　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后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于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后人泥于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于是后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仿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于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觀于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后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余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于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后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謗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

　　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于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于《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后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放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于文字，猶太宰司會之于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圣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于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問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

　　問禮問官，豈非學于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后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于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

　　學者但誦先圣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繡之玩，而學為斗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百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于學則已，君子茍有志于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于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