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圣之緒言，師授淵源，等于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榖之于《春秋》，后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

　　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非如后人作經義，茍欲名家，必以著述為功也。商瞿受《易》于夫子，其后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于《藝文》，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學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于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于文辭，不復辨為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為師說，孰為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言公中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于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于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后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后人立言處其難。

　　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于工拙敏鈍，而勉強為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

　　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于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為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為笑貌，無病而故為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后無所援，處世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

　　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后，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于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于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于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為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后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為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于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于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于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即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于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為憲令焉，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于憲令之善也。韓琦為相，而歐陽修為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為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為己有者，好名為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已之所作偽托古人者，奸利為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于一身，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齊邱竊《化書》于譚峭，郭象竊《莊》注于向秀，君子以謂儇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于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于竊之者，蓋穿窬篋篋之智，必有審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圣人之言，而竊比河間、河內之搜討，君子以為罪不勝誅矣。

　　夫墳、典既亡，而作偽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采輯逸書，散見于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于作偽者，遺篇逸句，附于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偽之心力，而以采輯補綴為己功，則功豈下于河間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于宋、元之間，去古浸遠，而尚有功于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為功，較之后人，必更易為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偽。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為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為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于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于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于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

　　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范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后學托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于馬遷，裴松之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于莊生，楊朱書亡，多存于《韓子》；蓋莊、列同出于道家，而楊朱為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為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于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于身心。其喻理者，即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

　　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后人難也，古人巧而后人拙也，古人是而后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于言與無意于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于文而文存，有意于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為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為后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于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后之學者，求工于文字之末，而欲據為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于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倍，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于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為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于圣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于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于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為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于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為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即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為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為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為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于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圣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托于公，不必盡出于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于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并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后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于己也；前人有言，后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

　　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遍舉也。是以后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為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為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后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