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

　　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

　　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

　　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為功力，熟為柱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嘆。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于時趨，而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為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為學，不能同于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于一，學者各以已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既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于器物，事不守于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后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于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為也。

　　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即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為諱，無亦懲于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于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豈所語于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并行而不悖也。圣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后，荀卿言《禮》，孟子長于《詩》、《書》，或疏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于道也。

　　后儒途徑所由寄，則或于義理，或于制數，或于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為可忽，則于斯道不遠矣。徇于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尚，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于專精，類必要于擴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憂喜憤樂，理勢達于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言公上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為已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于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茍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

　　說者以為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于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蓋圣臣為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圣，是亦圣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圣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為圣主述事，是謂賢能知圣，是亦圣人之言也。

　　文與道為一貫，言與事為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為已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所為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托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為其人之質言，則《鴟鸮》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于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于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于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為名，則是爭于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恒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于《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玄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于《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考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偽托，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于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偽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于《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托之旨也。

　　夫六藝為文字之權輿，《論語》為圣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為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偽托；非偽托也，為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為墨，為墨學者述晏子之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眾賓客而為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眾為諱，如后世之掩人所長以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于一律，呂氏將為一代之典要，劉安托于道家之支流，斯又出于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于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茍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與附衍于后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為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為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采摭，其書后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

　　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為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后，為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后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為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為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為征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于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茍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