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內篇二（2）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而不知六經皆器也。

　　《易》之為書，所以開物成務，掌于《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經，別為儒學一門，而專稱為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為用，亦不出于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

　　夫子述六經以訓后世，亦謂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后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為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夫秦之悖于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為二之至理也。其后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渭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于庸愚，而隱于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于范圍，則一陰一陽，入千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為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為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為六家，劉向區之為九流，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

　　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備于周公、孔子，歷圣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為虛位”也。夫“道與德為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人之萃處也，困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于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眾，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

　　夫六藝者，圣人郎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于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為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后儒但即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于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

　　后儒即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并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于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經之功能，則去圣久遠，于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于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待為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

　　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為治為察，古人未嘗取以為著述也；以文字為著述，起于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

　　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載筆之士，作為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后，其亦尚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于我，而所以為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于六經，義蘊之匿于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后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后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后從而救之，而非徒夸聲音采色，以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為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為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為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圣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詠嘆抑揚之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征不信”。

　　則夫子所言，必取征于事物，而非徒托空言，以為明道也。

　　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為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圣之跡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為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于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

　　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于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

　　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為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庾。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為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

　　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辟。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于圣人，圣人學于百姓；集大成者，為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為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

　　諸君當日詆為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