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上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礙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于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于千百，則人眾而賴于干濟，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勢紛而須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

　　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

　　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主，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后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后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后從而救之。羲、農(nóng)、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jiān)，至成周而無憾焉。

　　譬如濫觴積而漸為江河，培塿積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圣，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于禹、湯也。

　　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為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wù)，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見為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圣人創(chuàng)制，則猶暑之必須為葛，寒之必須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后可以異于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齊名前圣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fù)循環(huán)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為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fù)循環(huán)者，猶車輪也；圣人創(chuàng)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為而自然，圣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

　　孰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

　　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為道也。圣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

　　學于圣人，斯為賢人；學于賢人，斯為君子；學于眾人，斯為圣人。

　　非眾可學也，求道必于一陰一陽之跡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圣，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jīng)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圣人，皆學于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同公又遍閱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于三時也。故創(chuàng)制顯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為周公，毋乃悖于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為言，萃眾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經(jīng)綸治化，一出于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shù)廴鮽洌笠蛳谋O(jiān)，至于無可復(fù)加之際，故得藉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制作之權(quán)，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遜于周公也，時會使然也。

　　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圣，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于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于歷圣而集之，無歷圣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于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擬議，而為一定之名也，于是援天與神，以為圣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于黨人乎？

　　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yè)也。一則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fù)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于地”。

　　“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后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矣。而猶嗤黨人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雖同，而其所以為圣，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fù)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jié)匢合，如出于一人，不復(fù)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大與神，而為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盂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羲、農(nóng)、軒、頊、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氣數(shù)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統(tǒng)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異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并祀周、孔，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蓋言制作之為圣，而立教之為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tǒng)宗之極，圣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于堯、舜”，子貢以謂“主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圣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于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經(jīng)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稷、顏子，謂禹、稷較顏子為粗。朱子又以二程與顏、孟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wù)推崇，則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yōu)劣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為周、孔。

　　原道中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

　　夫子明教于萬世，夫子未嘗自為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zhí)《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dǎo)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quán)。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征不信也。教之為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于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shè)，通于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則肄業(yè)存于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為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于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于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學者，出于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為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后，不復(fù)涉于人世哉？學《易》原于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于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為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yù)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