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內篇一（5）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于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后也。而實盛于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后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為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

　　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為良人間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并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措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于詩，騷別于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為“符命”，則王子淵以圣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為“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爾。今于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為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為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為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為后人輯定，不足為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

　　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于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為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為難，而別為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為嘲體，《賓戲》當別為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為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于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

　　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為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東周，有德無位，懼先圣王法積道備，至于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于淪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

　　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于是弟子門人，備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

　　至于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荀子曰：“夫學始于誦經，終于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于孔門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為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群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為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為六，則固以三者為傳，而附之于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后世之嚴也。圣如夫子，而不必為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

　　后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于綱紀，于是取先圣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于《禮》，《左氏》、《公》、《榖》之別于《春秋》，皆題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圣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而非圣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后世也。

　　經解中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師言行為世法，則亦命其書為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宮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為異端矣。揚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為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翻譯，竺書無經字。其后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于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玄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防于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

　　若夫國家制度，本為經制。李悝《法經》，后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為功令，是即《易》取經給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為經，義不背于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后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于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于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至于術數諸家，均出圣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于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于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

　　其書皆稱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為圣人，而習是術者，奉為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為經言者也。

　　又如《漢志》以后，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托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本無當于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為傳，蟹之可以為志，琴之可以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為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

　　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

　　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為病哉！

　　經解下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為尊稱，義取經綸為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夫子之圣，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為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為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于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玄》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于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

　　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庖》，司馬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為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于主人，王氏六經，服勞于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哲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為文人戲謔而不為虐，稱為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為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

　　馬融誠有志于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征傳，縱橫反復，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鳳》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仿《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托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

　　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為訓典，而先自托于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

　　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諢騙有卦，見《輟耕錄》。

　　靴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謔事。

　　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

　　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為徑，亦不解題為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為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為經，變《雅》為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

　　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于其事其文，不自為賞罰也。漢魏而下，仿《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數。后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

　　不知遷、固本紀，本為《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為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后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鑒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并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于《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于紀傳編年之外，別為《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為儒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