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內篇一（3）

　　杜氏《通典》為卷二百，而《禮典》乃人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于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哉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人于正文，則繁復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并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于《秦紀》之后，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后人亦不復踵行，斯并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為江河，事始簡而終巨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于紀傳，則匯次為《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榜履歷之書，本為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為之者眾，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鑒》，蘇氏之《元文類》，并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為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于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于《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

　　后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于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后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噫！

　　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后世類鈔征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

　　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警誥，自出史職，至于帝典諸篇，并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于職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韋》、《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

　　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于圓而神，班則近于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

　　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于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余》，因此可以見彼耳。《盂子荀卿》，總括游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復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于《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后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后行，勢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于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于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盲。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

　　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歷法久則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

　　《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余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哉，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于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易可不恩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于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

　　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于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于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恩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于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圣之制作，而責于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仿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紀傳雖創于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于《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尚書》為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于編年，即傳也。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語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又省而事益加朋，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于人名事類，合于本末之中，難于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眼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于此。

　　至于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藝為支子，于史學為大宗；于前史為中流砥柱，于后學為蠶叢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