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內篇一（2）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里。夫《詩》之流別，盛于戰國人文，所謂長于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然戰國之文，深于比興，即其深于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鉗捭闔之流，徒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恩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兇，宜察天她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未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于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于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于中國，言語不通，沒于中國，文字未達也。

　　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為尤盛。反復審之，而知其本原出于《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于圣人之言。其異于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于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又披發，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玄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即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于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于形憑于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于人倫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為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于《詩》之比興，《易》辭通于《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垢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即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于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兇，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無咎，一字出入，謹嚴甚于《春秋》。蓋圣人于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于文辭，圣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范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圓求備，拘于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運，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后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書。觀于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于典籍，不憚繁復周悉，以為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為各掌其貳，則六曲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于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

　　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于后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于法曹，章程存于故府，朝儀守于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后《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后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范、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為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跡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于《周官》，其書不傳于后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后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范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并立，《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于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后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托之者眾。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托于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托于神農，兵法、醫經托于黃帝，好事之徒，傳為《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于依托，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于《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為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為三皇之墳，如何為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余，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為一書，而孔子為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即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為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為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為刪略之余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為好古哉？

　　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后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于是后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為《尚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

　　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尚書》本不止于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為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為篇目，是劉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為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為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為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后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于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于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