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教上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愿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自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兇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征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于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歷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歷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

　　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于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

　　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已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

　　今觀八卦起于伏羲，《連山》作于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于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又其征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于處憂患之道而要于無咎，非創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于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為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于治歷，而蓍揲合其吉兇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于歷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兇，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鉆瓦，皆可以知吉兇，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兇乎？《元包》妄托《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

　　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調畏先圣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為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與治歷明時相表里，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

　　三《易》之名，雖始于《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為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為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于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

　　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

　　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后，而皆以是為主義焉，一著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

　　欽明之為敬也，允塞之為誠也，歷象之為歷也，歷彖之歷，作推步解，非歷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后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歷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歷自黃帝以來，代為更變，而夫子乃為取象于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為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于成周，歷始黃帝而遞變于后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于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即以卦畫為歷象，所謂天人合于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于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為授人時也。是知上古圣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歷，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后。

　　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眼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為萬世之圭臬也。歷象遞變，而夫子獨取于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于《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后，歷顯而《易》微；歷存于官守，而《易》流于師傳；故儒者敢于擬《易》，而不敢造歷也。歷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兇悔吝，無跡可拘；是以歷官不能穿鑿于私智，而《易》師各自為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

　　易教下《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于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于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雎鳩之于好逑，樛木之于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詩》也。五行之征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巖之人夢賚，象之通于書也。古官之紀云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于《禮》也；歌階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將帥，象之通于《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于《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跡未彰而象見矣。

　　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為天為圜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元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于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為之也。情之變易，感于人世之接構，而乘于陰陽倚伏為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